十九岁离开家乡（代后记）

□ 相裕亭

我和很多人一样，十九岁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我一样的，还有我大嫂的娘家哥哥。

大嫂的娘家哥哥，我也称他哥。他在十九岁时，便是我们县上的水利测量员了。那在我一个懵懂少年的心中，是一件了不起的职业。

印象中，一个月照极好的夜晚，大嫂的娘家哥哥在我们家喝醉了酒。我送他到村后的陇北干渠那儿，他卷着舌头，指着眼前“哗哗”流淌的溪水，自豪地跟我说：“这条陇北干渠，是我参与测量的。”

“那年，我十九岁。”大嫂的娘家哥哥醉酒后卷着舌头对我说。

至此，大嫂的娘家哥哥，十九岁就很有作为的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可巧的是，五年以后，十九岁的我，考上了北方石油学院。至此，我便与粟裕、汪曾祺，还有大嫂的娘家哥哥一样，十九岁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这也就是说，家乡留给我的记忆，停留在我十九岁之前——

印象中，我五六岁时，家乡还有狼。

夏日的夜晚，我跟着爷爷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纳凉，听到村前小河堤上的狼，“嗷呜呜”地嚎叫。

爷爷便吓唬我说：“听到了吧？狼叫呢！专吃不听话的小孩子！”吓得我乖乖地听爷爷的话，听大人的话。

后来，我读小学了，可以离开大人的管束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在一个大雪天里，我看到生产队的草垛子就像蒸熟的米糕一样，一个一个矗立在雪地里，便兴奋地往那“米糕”边跑，不小心绊到了草垛旁支棍打麻雀的绳索。

那种支棍打麻雀的方法很简单：在雪地里扫出一小片空地，撒上麻雀爱吃的麦粒或稻谷，立一个木桩为转轴，就地摆放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靠近转轴的地方，扯上一根细长的绳索。捉麻雀的人躲在暗处，专等麻雀落下来抢吃食物时，便猛地一扯绳索，那根木棍瞬间横扫过来，将正在抢吃食物的麻雀击倒、击毙。

我在那个大雪天里，不经意间绊到了同伴设下的绳索，自然也破坏了那根横扫麻雀的木棍。

那个熊孩子，不依不饶地让我去帮他把木棍重新摆放好。这很正常，我破坏了人家的打雀棍，应该去帮他恢复原样。

问题是，当我把木棍摆放到可以击打麻雀的位置后，他却猛地一扯绳索，故意让那木棍击打到我的腿上，好疼！

那种疼痛，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不至于伤到我的筋骨，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却深深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我的童年，家乡没有电灯，没有一条像样的乡村路。

我十二三岁时，哥哥高中毕业后，到县化肥厂上班，下雨天自行车不能在泥地里骑行，哥哥找来扁担，让我帮忙把自行车抬到三里以外的东公路上，他再冒雨骑车去县城上班。

我读大学的第二年，我们村里通上了电。

那一年，我在大学里刚好学到了《电工学》。回村以后，我用一片小木板、一个整流器，便在家里堂屋安装了一根二十瓦的小电棒，雪亮！

那是我们村里的第一根电棒，连当时的小村电工，都到我们家来看电棒是怎样安装的。

童年时，我特别喜欢听村里人讲故事。许多年以后，我把自己六七岁时听到的故事，再返回头来讲给我八十三岁的六爷爷听。他摇摇头，说不记得年轻时讲过那样的故事了。

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苏北，一个离海不远的乡村度过的。那时的乡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县上的电影队一年也来不了一两回。大队的戏班子，也只是赶在每年冬闲，或是春节前后，排练那种我们小孩子都会背台词的《三世仇》《半夜鸡叫》。剩余的时光，无处消遣，我便到供销社的门楼底下，或是生产队的牛屋里，听老人们讲故事。

无数个漆黑的夜晚，村头人家的狗，被我的脚步声惊扰起来，引得全村的狗都跟着午夜狂吠。

我的这本小册子，记录着我十九岁离开家乡之前的好多人和事。尽管创作的背景，远离了我以往《盐河旧事》中的晚清至民国那段时光，但仍不失为“旧事”。毕竟是我十九岁之前记忆中的事。书中的《抬鱼》《帮厨》《大能》《照蟹》等，都是我童年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我的家乡，东临大海。

所以，我的文字中，带有大海的气息。我见过海边古老的风车，“吱呀吱呀”地把海水绞进盐田的景致；我跟着村里比我大一点儿的孩子，围在小码头的渔船边，偷人家船上鲜活的鱼虾；我放过牛、铲过青，偷过生产队的黄豆、玉米和尚未成熟的地瓜、花生；我蛊惑过村里的小孩子与外村的孩子干群架，但我几乎年年都是“三好学生”。

我的家乡，并没有歌里唱得那样美丽。但她，是我少年时想离开，老来又梦牵魂绕的地方。

我十九岁离开家乡时，村头小河里的鱼虾，张网可及。我爷爷清早到南河沿上担水时，曾徒手捉回一只翅膀受伤的野鸭子；我在村东小石桥下，抓到过一条擀面杖一样粗的大黄鳝。可惜的是，那条大黄鳝缠绕力太大，我都把它抓离水面了，它又从我的双手间拧着滚儿溜走了。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认为那条大黄鳝就躲藏在我们村东的小石桥下呢！

殊不知，家乡的多条河流，现如今如同干瘪的母乳，早已经断流了。

当年，鱼虾啄膝的溪水不见了，围绕在溪边建起的青砖黛瓦小楼房，倒是一栋比一栋敞亮、气派。

谁能告诉我，那是忧？是喜？是不是我梦牵魂绕的家乡。答案，或许就在这本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抬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