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车揽辔澄天下——东汉名士范滂的跌宕人生

朱仁天

公元167年夏，汉桓帝大赦天下。在都城洛阳通往汝南郡的官道上，缓缓走出3位刚刚释放的囚徒。道路前方，断断续续，已有汝南、南阳二郡的上千位士大夫驾着车骑等候迎接。

为首的那位叫范滂。同行的二位同乡难友是殷陶和黄穆，他们侍卫于范滂的两侧，帮他应对宾客。范滂见这阵势，回头对二人说：“你们跟随着我，这样迎接不是个办法，这是增加我的罪祸啊。”于是3人分头改行小路，悄悄回到汝南郡老家。

范滂是谁？他身犯何罪？为何惊动了这么多人？

据《后汉书》等史籍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征羌乃汝南郡下属县。公元35年，光武帝刘秀为纪念征定西羌、遇刺身亡的大将来歙，改汝南当乡县为征羌国，追封来歙征羌侯，由其子孙嗣位。桓帝时，征羌仍是来氏侯国。征羌侯国的位置，据专家考证，在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

范滂年轻时，正直清高有气节，为乡亲们所钦佩，被举荐为官吏。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冀州饥荒，盗贼群起。朝廷派范滂为清诏使，前往巡察民情。时年23岁的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冀州境，当地贪赃枉法的官员听到消息，纷纷丢下官印，望风而逃。巡察冀州崭露头角，范滂被调任光禄勋主事，后又被太尉黄琼征召为太尉府属吏。

后来，朝廷诏令三府官员举报州郡状况及民情疾苦，范滂一下子检举了20多位刺史、郡守等豪门权贵。尚书指责范滂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有私心。范滂说：“如果不是贪婪卑鄙、奸邪残暴、严重祸害人民的人，我怎么会写上他们的名字来浪费简札呢？最近赶上时间仓促，所以先举报急需惩办的，其余还没弄清楚的，尚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再行举报。我听说农民除掉杂草，庄稼必然茂盛；忠臣铲除奸人，政治才能清明。如果我的话与事实不符，甘愿接受刑罚或处死。”尚书无言以对。在公府待了一段时间，范滂看到当时世道艰难，知道自己的理想难以施行，于是辞职而去。

汝南太守宗资早已听说范滂的名声，就聘请范滂到郡府担任功曹（郡守的主要佐吏），并委托处理政事。范滂在职期间，严厉整治邪恶势力，对那些行为违背孝悌伦理、不依仁义办事的人，全都撤职驱逐，不与他们共事；而特别举荐操行卓异之人，把他们从社会底层选拔出来。范滂的外甥西平人李颂，是公侯家族的后代，但品行不好，为乡里唾弃。中常侍唐衡写信给宗资，为李颂求一官半职。宗资命令范滂召李颂为属吏，范滂认为李颂不具备做官的资格，压下任命不征召他。过了很久，唐衡写信责备宗资，宗资非常恼火，召来功曹书佐朱零，问明情况后，怒气无处发泄，鞭打朱零。朱零昂首说：“范滂清明裁决，好比利刃截除腐朽。我宁肯被你鞭笞而死，也不愿被范滂所废逐。今天我死了，当留下忠名；被范滂所废弃，就永成恶人了。”宗资无奈而止。由于范滂的正直謇谔与崇高声望，郡里中层官吏以下多对他心怀嫉妒怨恨。当时有歌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意即范滂掌握着汝南郡的太守实权，南阳人宗资只负责签字同意而已，并把范滂任用的人称为“范党”。

所谓“党”，在此为贬义，指朋党，即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互相勾结而成的小集团。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为非作歹，政治混乱。以李膺等为首的正直而有责任感的官员士大夫奋起斗争，对宦官集团展开激烈抨击。由于他们品德高尚，天下景从，时望所归，故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誉。范滂被世人归为“八顾”之一，即是能以德行引导他人的榜样。但这些人却被宦官诬为“党人”。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派党羽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李膺、陈寔等200多位“党人”。其中，就有时任汝南郡功曹的范滂。

范滂获罪，被关进黄门北寺狱。监狱看守对范滂说：“凡是获罪被关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来祈福。”范滂回答道：“皋陶是圣贤，是古代的正直大臣。他知道我无罪，会向上天申诉辩白；如果自己真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听了范滂的话，囚犯们从此也都不再祭祀。狱吏拷打囚犯时，范滂看到一起被关押的大多有病，觉得自己年轻，于是请求让他先受刑。桓帝派中常侍王甫依次审讯囚犯，范滂主动上前。王甫责问道：“你们身为人臣，不想着忠于国家，而在一起结成私党，相互褒奖推举，评论朝廷政治，凭空捏造事端，各种阴谋勾当，都是想干什么？全部从实招来，不得有丝毫隐瞒。”范滂答道：“我听孔子说过，‘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我只是想褒扬善人及其高尚品德，铲除恶人及其污浊行为。我认为这是推行王政的人所愿意听到的，不知道为什么反被认为是在结党。”王甫说：“你们相互提拔推举，唇齿相连，有跟你们意见不合的人，看到了就排斥他们，这又是想干什么？”范滂慷慨激昂地仰天长叹道：“古代的人遵循善道，能为自己求得更多福祉；今天的人遵循善道，却使自己身陷死罪。在我死后，希望把我埋在首阳山边，我上不负皇天，下不负伯夷、叔齐。”王甫听了，不由心生怜悯而为之动容，就把囚犯的枷锁全部解除了。

审判结束，遭逢大赦，范滂得以释放回乡，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但是，被释放的“党人”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他们的名字全被记录在案，并规定对其实施终生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不能做官，做个平民也好。但是，平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十月，宦官利用不谙世事的13岁小皇帝，再兴大狱，诛杀“党人”。诏书传到汝南郡，督邮吴导受命前往逮捕范滂。吴导到了征羌县的驿馆，怀抱诏书，关闭大门，趴在床上哭泣。范滂知道后，说：“这一定是为我的缘故。”立即前往监狱自首。县令郭揖见了大惊，出来解下官印绶带，拉着范滂要一起逃亡，说：“天下这么大，先生为什么非要来到这里？”范滂说：“我死了灾祸就会停止，哪里敢用自己的罪来连累您，又让老母亲流离失所呢！”母亲前来与之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敬，足以供养您老人家，我要跟随父亲龙舒君到黄泉了，生死各得其所。希望母亲大人忘掉不能忍受分离的深情，不要再增加伤感悲戚。”母亲说：“你现在能够跟李膺、杜密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已经有了好名声，还想要长寿，二者岂可兼得。”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拜了两拜，便与母亲辞别。回头又对他的儿子说：“我想让你作恶，但恶事不可以做；想要你行善，但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道路两旁的人听了范滂的话，没有不伤感落泪的。

此次一同被拘捕的，还有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等100多人。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他们“皆死狱中”。其余“党人”，有的先前已去世，有的逃亡得以免死。在这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包括受牵连者在内，被处死、流放、罢官、禁锢者，有六七百人。正气由此被压制，邪恶更加嚣张，“党锢之祸”动摇了大汉王朝的国本，最终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灭亡埋下了伏笔。

范滂就义时年仅33岁。不知何故，他的墓地在今确山县东南的刘店镇大刘庄村古庄西侧。实地调查发现，墓冢早已被夷为平地，踪迹全无。问当地人，他们指着一棵大构树说，就在那棵树旁边。在附近搜寻，发现一块裂为两半且残缺不全的墓碑。墓碑左边一半只残留上半部，镌刻有“东汉”二字。结合右半块残碑字迹和历史知识判断，“东汉”二字下是“太尉”二字。右半块碑最下方的字仅残留一点儿笔画，据其位置判断应是“墓”字。根据字距比例推测，中间缺三字，当为“掾范滂”三字，整块墓碑正文大字应为“东汉太尉掾范滂墓”。在大字右边，即右半块残碑的右侧，有两行小字，内容较为完整，分别为“大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月上澣榖旦”“知确山县事□文海敬书”。姓氏不清，查民国《确山县志》职官表“知县”一栏，有“戴文海，安徽寿州人，同治六年任”，知此碑为时任确山知县戴文海所立，距今已155年。碑的四周，还雕刻有花纹。

据2001年版《驻马店地区志·文物》记载，范滂墓“墓地呈正方形，约占7500平方米，其中坟墓为400平方米，高出地面4米左右。20世纪50年代初和1958年、1975年3次被破坏，掘出上百件石猴、石马等陪葬品和石条方门……确山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将范滂墓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范滂墓四周400平方米为保护区”。在墓地外围，笔者发现一块形似石墓门的石板。其余所谓石猴、石马等物件，荡然无存，也没发现文保标志在何处。

进一步查阅民国《确山县志》，卷三《古迹考》有“征羌故城，在县东……为范滂故里”的记载。这等于解释了范滂墓在该地的原因。但更早的清乾隆《确山县志·古迹》中却无“征羌故城”条，不知民国《确山县志》的说法源于何处。在这两种县志的《人物传·范滂传》中还均有这样的内容：“故老传邑东南有范滂墓，东距城二十里许有羌城寺，即古征羌遗地也。先是春秋祭，邑宰遣人祭滂于羌城寺，后嘉靖间始建祠于学宫西，后三楹为滂母祠，前三楹曰范公祠。国朝改为二忠祠，塑范滂及颜鲁公像于内，享祀已久。后萧玮任确，奉文修忠义祠。据邑旧志，详孟博真乡非确邑人，血食遂斩。”萧玮任确山知县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此后由于认为范滂不是确山县人，就停止了祭祀活动。

但无论什么情况，范滂墓都是在确山的古庄。这个在今天看来较为偏僻的地方，在汉代却是交通便利、农业发达之所在。范滂墓向南2公里是溱头河，向西不远处是桐柏山余脉，向东、向北则为广阔的黄淮平原。沿溱头河逆流向西南20公里，今确山县任店镇在汉代是朗陵县；再逆流向西北20公里，今确山县石滚河镇在汉代是安昌县。从范滂墓向东10公里，今汝南县和孝镇在汉代是（北）宜春县；向西北20公里，今高新区古城街道在汉代是阳安县。从周边县治的密集程度可以看出，汉朝时期这一区域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也许由于范滂在汝南郡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力，遇难后被汝南士大夫出于敬仰与痛惜，运到此地保护性安葬的。范滂墓南边的村庄叫范滂坡，因年代久远，其名亦不知何来。

范滂一生虽然短暂，但坚持正义、不畏权贵、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历史上闪耀着熠熠光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范滂就义800多年后，一代文豪苏轼在四川出生。《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小时候跟随母亲程氏读书，读到东汉的《范滂传》时，程氏不禁感慨叹息。苏轼问道：“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样为名节而不顾生死，母亲您答应吗？”程氏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又怎么不能和范滂的母亲一样深明大义呢？”拥有非凡才华的苏轼，在后来的仕途中一贬再贬，几经挫折，甚至险些丧命，却始终不改初心，保持着伟大人格与理想追求，这其中难道没有党锢烈士范滂的精神感召吗？今天的人们，难道不应该继续从范滂的精神中汲取人生的营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