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九州之中 包容四海——“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看河南”系列报道之三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魏 剑 方 舟 郭 歌

“这条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6月22日，端午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游客围拢在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绿松石龙形器展台前，聆听讲解员讲述这条2002年出土的“中国龙”的前世今生。“制作这条龙的绿松石是从哪里来的？”有游客好奇地提问。

这个问题，早在2011年就有了答案。当时在陕西省洛南县洛河河口发现了一座距今约3800年的绿松石采矿遗址，经研究分析，基本可以断定二里头的绿松石原料来源之一就在此。

“从目前研究结果看，古代先民已突破地域局限，有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河南地处九州之中，中天而立，被视为“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中华文明从这里出发又在这里交汇，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缤纷多彩的演进变化，织就了一张绚丽繁茂的文明之网。

一

在洛阳老城东关大街的文庙旧址前，一块石碑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记载了公元前518年孔子入周问礼的史实，也镌刻下孔子和老子两位儒道大师的会晤。

500多年后，儒道两大本土文化之外，对古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遣人去西域访求佛法，迎回高僧并将所得佛经用白马驮回，这就有了中国第一座官办佛寺洛阳白马寺，从此佛教在中原落地生根。

洛阳龙门石窟是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标志着佛教文化中国化初步完成的“禅宗”，其祖庭就在嵩山少林寺；在佛教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鼎鼎大名的玄奘法师，是河南偃师人。唐宋时期洛阳、汴京这些“国际范儿”大都市，帮助进入鼎盛期的中国佛教，以河南为中心远播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与儒道互补共通、日趋融合，其典型代表就在嵩山脚下。这里既有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又有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道教圣地——中岳庙，还有儒家二程讲学的著名书院——嵩阳书院等，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可见一斑。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和谐共生的标志性产物。

闪耀在历史星河里的先哲先贤，来自本土和域外的文化、宗教，在人文荟萃的中原大地交流互动，推动着中华文明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融合发展。

在贾湖遗址博物馆，一曲笛声婉转悠扬、格外清脆，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欣赏。令人称奇的是，这笛声竟是来自一支距今8000多年的鹤类尺骨制作的骨笛。

1987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贾湖骨笛。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音乐史，被视为中国音乐文明的源头，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1953年，“筹”在开封相国寺被发现。《玉篇》中说：“籌（筹）、吹箫也。”可见，“筹”是竖吹的洞箫一类的乐器，从它的形制来看，其吹奏方式和贾湖骨笛非常相似。

远在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筹”目前仍被塔吉克族使用，由鹰翅骨制作而成，当地叫作鹰笛。在南疆巴楚县的托库孜萨来地区曾出土两件魏晋时期的“筹”，其音孔位置、吹奏方法与今日的鹰笛无丝毫差别。由此可见，贾湖骨笛伴随着悠扬笛声已远传到西北地区。

中原地区不仅把礼乐文明远播四方，也在不断吸纳、融汇各民族文化元素的过程中，汇聚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百花园。

深沉幽婉的二胡、清脆如潺潺流水的扬琴，还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琵琶……这些“国风”民乐，其实最早都是“胡乐”。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在中唐诗人王建的《凉州行》里，描写了当时“胡汉交融”的景象：凉州一带，过去不事稼穑的胡人“相学如今种禾黍”；而东都洛阳的人家，研习胡乐成为一种风尚。

胡乐，是我国古代中原对北方、东北、西北民族音乐舞蹈的称呼，尤其是指来自西域一带的乐舞。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悠扬婉转的横笛，以及“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的箜篌，都成为中原常见的乐器。一些古代乐器在它的起源地已经失传，却在中华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乐器中的瑰宝、中华音乐文化的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

我国文化宝库中的儒道哲学、文化典籍、诗词歌赋，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在中原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浇灌出更加艳丽的中华文明之花。

二

6月，正在洛阳博物馆举办的“其宁惟永——北魏洛阳永宁寺特展”上，展出了与北魏洛阳永宁寺相关的考古成果220件（组）。与这些文物同一时代，一场推动民族融合的历史变革就发生在北魏洛阳城。

公元386年，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逐步实现了局部统一。北魏统治者逐步实施汉化改革，到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时期，改革被推到极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

迁都中原后，孝文帝更加积极地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和制度。例如，尊孔子，学汉语，改姓氏等。孝文帝推行的改革，缓和了此前因长期战乱而导致的民族矛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更多新的元素。

与此同时，在洛阳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揭秘陆浑戎——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徐阳墓地考古成果展”上，百余件来自伊川徐阳村墓地的玉器、铜器、骨器、陶器等集中亮相，精巧的工艺和浓浓的游牧民族气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从各地考古发现来看，单耳陶罐、青铜短刀剑、青铜动物纹牌饰、小件金银饰品等，是戎人墓葬中比较典型的随葬品。这些物品在徐阳墓地中均有发现。”现场讲解员介绍，徐阳墓地是2600多年前从中国西北迁往洛阳伊川的陆浑戎墓葬群，也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存，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文明的先进性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的中华文明，华夏儿女在器物、文化、语言、习俗中一脉相承又水乳交融，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生活智慧，代表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中原大地为多彩绚烂的中华文明生长繁育提供了丰厚沃土。

大河村文化出土的陶器中，盆形鼎、折腹鼎、折腹豆、长颈壶等吸取了大汶口文化的优秀元素；圈足杯、双腹豆、喇叭形杯吸收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折肩折腹壶、玉璜等可在崧泽文化中找到原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说，仰韶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特征极其突出。郑州—洛阳一带的大河村文化以双槐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呈现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

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交互，也表现为不同地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文明扩散的特征明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邓聪提到，其牙璋甚至扩散到越南，而且形制仍然与中原保持一致。

三

《元河南志》中记载：“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这正是隋唐大运河漕运繁荣的象征。隋唐时期，洛阳与漕运共舞，成为当时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当时东西南北交通主干道的中心枢纽，同时联结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使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一般认为，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可惜不过半个世纪便因战乱荒废了。东汉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出使西域，让中断近60年的丝绸之路又得以开通和恢复，而且开通了沙漠丝绸之路的南线和北线。据统计，《后汉书·西域传》中介绍的西域诸国23个，其中明确记载相距里程的有13个，起点均始自洛阳。

丝路复通使得中原地区与周边异域的文化和商贸交流活动得到保障，洛阳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运往西域，西域诸国往来洛阳的使者、商人等也络绎不绝。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科技发明、养蚕技术也经此传向世界。

如今，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已十年。6月15日，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及家人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参观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精美文物，感受殷商文化。

文化相融，人心相通。从“东方丝绸之路”到“空中丝绸之路”，从贸易往来到民心相通，开放包容不仅打开了一条互利交通运输的“商路”，同时也打造了一个中外文明交融的“平台”。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这一显著的特性在当代乃至未来，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河南来说，将在开放包容中持续点亮中华文明的希望火种，不断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