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七月 我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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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七月,我参加高考
石新宇
1988年,我高中毕业,迎来了高考。那时候,高考时间是7月的7日、8日、9日三天。
我从小就有考试怯场的毛病,上了初中遇到重要的考试还会紧张得两腿抖擞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努力改掉这个毛病,多少有些效果。1988年是我父亲去世10周年,多年来母亲一个人供养我和妹妹、弟弟上学,很不容易,因此,考上大学是我唯一的选择,况且那年月大学毕业还分配工作。高考,我必须考好。
记得从那年的7月1日开始,课就不怎么上了,同学们在班上自由复习,不久领了准考证。我在自己的学校驻马店市第一高级中学考试。6日早晨起床后,我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吃早饭,到学校认考场。我考试的那个教室在一楼,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着教室后门的地方。考试,很多人都是不希望坐在前几排的。我认真地又核对了一遍考场号和座号,确认无误后,很高兴地回家了。午饭后睡觉,睡了一会儿就醒了,我又强迫自己睡了一会儿。傍晚,母亲下班回来,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小院子里,谁的话都不多,每个人都有些紧张。母亲对我说:“不要怯场,发挥好,能考啥样儿是啥样儿。”不一会儿,我的同学余斌敲门,我们高一同班,后来他学了理科,我学文科,但还在一个学校,我们是好朋友。我在文科班成绩是靠前的,他在理科班数一数二。他让我到他家去住,那时候我家住在南海路中段铁东医院的后面,他家在南海路最南端的方庄。平时余斌约我出去玩,我母亲从来不干涉,因为余斌很老实很优秀,但这次,我明显地感到母亲不愿意让我去,很简单,她知道我怯场,不想让我在考试前到一个新环境中去,不过,我还是说去,因为我看出余斌也挺紧张的。
到余斌家吃过晚饭后,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就休息了。睡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吃鸡蛋,希望他对他父母说一下,第二天的早饭不要为我准备鸡蛋。第二天早上,我俩很早就醒来了。天还算凉爽,我们到村外的田野里转了一下,然后回到他家吃早饭。他的父母买了油条,烧了稀饭,煮了鸡蛋,稀饭里还打了鸡蛋穗子。余斌的父亲一边热情地为我夹油条、拿鸡蛋,一边爽朗地说:“吃吧,一人一根油条两个鸡蛋,门门都考100分。”我看了余斌一眼,意思是我对他说了我不怎么吃鸡蛋呀,可他笑着说:“吃吧,没事儿。”显然他没有相信我的话。我只好把稀饭里的鸡蛋和余斌的父亲拿给我的那两个鸡蛋都吃掉了。
余斌在我们学校西侧的那所学校考试。他骑车带我到我们学校门口时,我对他说:“你家离学校那么远,中午到我家去吧。”他说:“不用了,我们考试完再见面吧。”说完他就走了。
考前约半小时,我走进了考场。我的左侧是窗子,前面、后面和右侧都是外校的女生,只有隔一个座位和斜对着的才是我的同学。第一场考的是语文,卷子发下来后,我先看了一下作文题目,是《习惯》,有一段文字材料,可以写成议论文。我一边考虑如何写一边从第一大题做起。第一、二大题做着还算顺利,第三大题是选择题,我遇到了麻烦,有几小题我竟然不能判断哪个答案正确。这时我感到了恶心,我知道这是吃鸡蛋和紧张的原因,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挺住,于是我直起了腰杆。
那时语文和数学满分是120分,其他几门的满分是100分。语文考试完是上午11点半,我感觉考得不好,考试结束的铃声响后,我离开考场,和同学们交流了几句就抄近路步行回家。回到家时,妹妹和弟弟都正在等我,桌子上放着几个洗好的甜瓜。妹妹说母亲见我11点20分了还没到家,怀疑我在考场上晕倒了,就到学校去了。母亲认为我是上午11点考试结束。正当我准备让弟弟到学校找母亲时,母亲回来了。我说考得不怎么样。母亲说考过了就不要想了,吃完饭吃点瓜赶紧休息,为下午的考试作准备。
下午考历史,感觉还可以,只是有一点遗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地图没有填好。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我的数学学得相当好,老师不会的题都是先问我然后在课堂上讲。我们曾用湖北黄冈的卷子模拟考试过一次,老师讲卷子时用的是黄冈方面提供的标准答案,有一道选择题的标准答案是错的,老师没发现,我发现了。因为语文考得不理想,我鼓着劲要把数学考好。卷子发下来一看,我高兴极了,题目出乎意料地容易。两个半小时的考试时间,我只用了70多分钟便把题目全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检查。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没发现什么错误。就这样等到结束的铃声响起,我和其他考生一起离开教室。这时我和坐在我身后的女生已比较熟了,我俩站在教室外面对答案。能想起的都对上号了,我们越对越兴奋,都说题太容易了。对到最后一题,她和我做的不一样,她说我做错了。那是整张卷子最难的一道题,15分呀。我很肯定地说我没做错,然后我指出了她做得不对的地方。本来很自信没做错的她忽然变了脸色,眼泪很快就流出来了。我的心里突然酸酸的,替她难过,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我发现我的数学老师李林川正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下望我,我乘机走开。刚走到李老师面前,他就问我:“能考满分不能?”我心里说“能”,但嘴上说:“不一定。”李老师说:“这题你要是考不了满分,那就太亏了。”
下午考地理,感觉不是太好,只能算差不多。
第三天上午考英语。英语是我的弱项。我的记忆力应该说是不错的,人名、地名、时间、公式什么的,我看几遍就能记住,但就是记不住英语单词。我记英语单词是一边写一边读,一个单词能写上百遍,就这也不一定记住。从上高二到高中毕业,我的英语成绩最高分是79分。教英语的晁玉明老师曾对我说过:“你的英语还得下工夫,可别让英语在高考时拉分啊。英语在高考时得考75分以上,不能再少了。”我认为她说得很有道理,但我觉得高考时我的英语最多只能考70分。卷子发下来后,我做题很顺手,选择题和阅读理解题都不觉得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考完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和一个同学边走边对答案,竟然基本上都对上了。
下午考政治。政治题很难,难就难在多项选择题上,因为少选、多选或者错选一个答案,那道题的分数都是按0计。我是在考试结束前半个小时做完的,但不能肯定多项选择题答对了几道。没有人在考试结束前离开考场,我坐在那里边检查卷子边等待铃声响起。卷子上的第一大题是单项选择,共有10道小题,每道小题有4个答案,但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要求把正确的答案写在题后面的括号里。就在考试结束前15分钟,我看到坐在我前面的女生把第一大题的10道小题全做错了,因为每道小题她都选择了两个答案。我见监考老师没往我那个地方看,就悄悄地用铅笔捣了一下她的后背,然后小声说:“你把第一大题全做错了,快改改吧。”她看了看第一大题,但没有改。我想起后面的女生在数学考完后流泪的情景,过了两分钟大着胆子踢了一下前面女生的屁股,说:“第一大题,快改,全错了。”也许是认为我踢她屁股太不礼貌了,也许是认为自己没做错,她扭扭头没好气地对我说:“你才全做错了呢!”我不再理她。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监考老师要求我们都站起来不准再答题。前面的女生站起后不自觉地扭头看了我一眼,我又忍不住对她说:“第一大题是单项选择题呀。”她扫了一下自己的卷子,这才慌起来,伸手就抢我的卷子。我早有准备,飞快地将卷子拿起,她没抢着。这时监考老师已走过来收卷子了,我把卷子交到监考老师手里后才向外走去。坐在门口的是我的一个同学,走出来后他问我:“那个宇航员叫啥?”我说:“罗马年科。”他恍然大悟,转身走进教室,在卷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当时监考老师担心秩序变乱,是从后面开始收卷子的,所以虽然我的那个同学走出了教室,卷子还在那里放着。他问我的是一道填空题的答案。罗马年科是苏联宇航员,一次性在太空呆了300多天。
政治考完,我的高考就结束了。因为理科生还要考生物,我不能在校园里呆,就回家了。母亲这才比较轻松地问我总体上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但只是可以,不算好。母亲说:“可以就行。”
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0日的晚上,我在教历史的班主任李兆龙老师家里见到了标准答案。他问了我考试的情况后,让我把标准答案带回家好好对一对,说估分一定要估好,出入不能超过10分,否则志愿就不好报了。其实这我已经估过分了。我有一项“特殊”的本领,考试后不用看书,凭感觉就能把分数估个差不多。当然,这天晚上我还是很认真地看了标准答案。让我至今都感到万分遗憾的是,我的数学竟然出了两个小差错,被扣掉5分。
11日上午,我来到李兆龙老师家。他问我:“总分640分,你估多少分?”我说:“470分。”他说:“太少了,肯定会超过这个数,要是这个数,本科都不一定考上。”他的夫人、同样是教历史的闫梅宇老师也对我说:“你肯定能超过480分。”我笑着摇头。这时有其他同学也来到李老师家,李老师和闫老师才没再问我。
12日下午,我又一次来到李兆龙老师家。李老师问我到底估多少分,我说:“最高480分。”李老师说:“你太保守了。”说完拿来粉笔,一边问我这一门估多少分那一门估多少分,一边在地上写,写的时候嘴里还说着:“这一门估少了,加5分。这一门也少,加7分。”最后他得到了492分。他问我:“这个数怎么样?”我在心里说“再加两分就对了”,但嘴上说:“不行,顶多是490分。”
考试结束后这几天,其他几位任课老师我都见了,他们都认为我估分保守。特别是教我语文的涂云贵老师,认为我估的语文分过低。我告诉他,语文我考砸了。
又过了些日子,多少天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天很漫长很漫长,分数下来了。我考了495分,正好是一类大学的录取线。我现在还记得我每门的分数:语文82分,数学115分,英语83分,历史79分,地理74分,政治62分。
又过了些日子,也是很漫长很漫长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被郑州大学录取,余斌则考上了北京服装学院,我们俩都是本科。
印象中,那年本科的录取比例是1:12。那时候,考上本科可是比现在难多了。
今天是今年高考开考的日子,我想起了我的高考,祝愿今年的考生都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责任编辑:石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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