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证明我妈是我妈”式困境，办法总比困难多

据2月2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月23日，吉林长春市一名网友发视频称，家人为了证明“我奶奶是我姑姑的妈妈”，陷入了“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困境。该网友说，他的叔叔在当地派出所、政务服务中心等地来回奔波了20多天，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户籍系统无法查到二人户口交集轨迹，不能出具有关证明；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历史原因找不到档案，确实没有办法”。经媒体报道后，当地公安局督办此事，目前问题已解决。

前些年，有百姓办事被要求“证明已去世的亲人已去世”“证明爹是爹、娘是娘”，其中很多不必要的证明材料被称为“奇葩证明”。有关方面出台文件在各领域开展“减证便民”工作，被清理的不必要证明事项数以万计，治理工作深受好评。如今，“证明困境”又出现，难免让人产生“奇葩证明”有所抬头的感觉。

事实上，以往“逢事必证明”，往往是有关方面为了规避风险或转嫁责任，或者因信息数据相对封闭独立、某些规定政策不合理所致。在集中清理后，剩下的一些看似“奇葩”的证明要求，有一定的存在必要性。比如，涉及遗产继承、动用亲属银行账户及金融产品、亲属间享受某些福利政策等，提供必要的亲属证明可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财产安全，确保政策不被人钻空子。

然而，现实中，百姓办理必要的证明材料遭遇麻烦和困境，主要在于：一者，资料依据不足。各部门信息壁垒、数据割裂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的资料因年限久远而灭失。二者，政策依据不足。不同地方和部门的政策并不统一，导致诸如甲地要乙地出证明而乙地早已取消了相关证明事项等现象，让办事百姓两头为难。此外，个别地方存在“放管服”改革未能深入、细化的问题，导致索要“奇葩证明”的现象仍未根绝。而有些部门工作方式僵化、服务意识不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不论什么原因，遇到类似“证明困境”，相关部门不能用“历史原因”“客观原因”打发群众、让办事者陷入证明的“死循环”，不能总是“不曝光不解决”或“特事特办”，而理应多探索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采纳间接证明，或是其他亲属、社会关系、街坊邻居或居委会的“旁证”，或是办事群众其他档案资料信息、电子转账及聊天记录等“佐证”。说到底，相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和工作方式方法需要针对特定情形和问题，做出相应调整。

这也是“放管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政策也好、改革也罢，越到基层越容易遇到复杂的具体问题，而现实显然没有“一招鲜”的解决办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尽最大努力帮助百姓排忧解难，这样的服务意识应当成为职能部门的共识与追求。

比如，最近火上热搜的“母亲去世31年，民警帮他‘修复’思念”的暖新闻，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浙江建德一名派出所民警在帮助办事群众办理其母亲的死亡证明时，发现系统无法查询到几十年前的资料，几经周折调取户籍库纸质档案才找到相关资料。民警同时翻拍了档案上的模糊照片并找人连夜修复，给这位办事群众找回母亲“唯一的照片”——这或许不是民警的分内事，但它足以宽慰一个儿子对母亲几十年的思亲之苦。此事令无数人动容。

在诸多民生领域，如跨区域的医保结算、公积金使用、社保衔接，以及亲属投靠落户等，难免存在一些棘手问题，或许也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但只要本着为百姓服务的宗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减少、取消部分证明事项，到以“告知承诺”代替各项证明等创新模式，再到“数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及“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繁等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缓解，这无疑都体现着服务的本质和温度——真正解决百姓急难愁盼，一份证明、一张照片，事儿或许不大，但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更好地为百姓服务的问题上，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