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一年级

文/余永亮

七岁那年，父亲告诉我要上一年级了，于是在一个初秋清晨，我欢呼雀跃地背起黄书包，来到向往已久的洪沟庙小学。

乡村小学校园不大，只有两排红瓦房。我们的班主任姓闫，大约50岁。她读课文的语调和收音机里的声音有点儿像，温柔、甜美。刚开学时天气炎热，教室外的几颗大树上不时传来“知了知了”的叫声，时大时小，此起彼伏。上课时，闫老师仿佛在和知了比赛，随着聒噪声越来越刺耳，闫老师讲课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她把嗓门提到最高，一边板书一边擦汗。一节课下来，她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一绺一绺贴在额头上。下课时，几个男生自发爬树捉知了，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不忍看到老师这么辛苦。七八岁的孩子是不太会爬树的，结果知了没捉到，却摔得灰头土脸。闫老师知道后，罚我们站在树下，先是严厉地告诫我们不准爬树，然后拍拍我们身上的尘土，温柔地摸摸我们的后脑勺。

闫老师的爱人姓薛，是学校唯一会弹风琴的老师。上音乐课时，我们在风琴的伴奏下，和老师一起唱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多”这样欢快的歌曲，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下课了，趁风琴还没被抬到办公室，薛老师会自弹自唱一曲《黄土高坡》或《我热恋的故乡》，唱着唱着，教室外挤满了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我们静静聆听着当时最流行的“西北风”，没有人故意制造掌声和欢呼，却由衷地欣赏老师的才华。那一刻，只有叮叮咚咚的琴声伴着嘹亮的歌声在校园里回响。

开学不到一个月，我们迎来了十余天的“秋忙假”。放假前，闫老师重新让我们诵读“锄禾日当午”的诗句，之后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大人收完庄稼后，我们要再去地里检查一遍，把留在地里的花生、大豆等粮食捡回家。

秋天很快过去了，教室窗户上的塑料布被呼啸的北风吹得支离破碎。学校的男老师们先是找来硬纸板遮挡寒风，可这根本无济于事，后来干脆用几十块砖头把窗户暂时堵上。

孩子虽喜欢下雪，可是雪天上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冰雪融化的日子，道路泥泞难行。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走到学校，棉鞋早已被雪水浸透，刺骨的冰凉顺着脚丫向上蔓延着，我冻得浑身直打哆嗦。闫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把棉鞋脱掉，放在煤火炉两侧烘烤着。第二天上学时，我们惊喜地发现闫老师把煤火炉搬到了教室里，那个冬天，小小的煤火炉旁边经常有几双被雪水浸湿的鞋子。

一年级下学期，教室里来了一位姓崔的年轻女老师，她说闫老师放寒假时已经退休，以后不再教我们了。听她这么一说，班里有几个女生立即小声地抽泣起来，我的泪水也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转儿，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闫老师为同学们烤棉鞋的情景。后来班里有几个和崔老师信同一个村庄的学生告诉我们，崔老师是闫老师的儿媳妇。

一年级很快过去了，领通知书那天，我得了一张奖状、一支铅笔和两个作业本。我带着奖状走出校门，看见紧挨着学校的洪沟庙集市上有闫老师的身影。她喊着我的名字，并向我招招手。我向老师走去，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却有些紧张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闫老师看到我的通知书后，把两块月牙儿糖放在我手心里，便转身离开了。看着闫老师的背影渐渐消失，我才意识到我竟然没主动向老师问好，为这事我内疚了好一段时间。如今想来，那至纯至真的师生情谊本无须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