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生和吕氏兄弟

岳生和吕氏兄弟

石新宇

我的家乡在南阳市方城县杨集乡东桥村。东桥村东南一里多地是杨庄村，村子正南三里是张楼村，张楼村正南一里多是吕庄村，我小的时候，这几个村子同属于张楼大队。张楼大队有一所初中小学合体的学校，在张楼村，叫张楼学校。我的小学就是在张楼学校上的。
岳生是杨庄村人，我没见过，应该比我大七八岁。关于他的事情，我都是听村上人说的。岳生是他的小名，他的学名我不太清楚。他高中毕业时是文革后期，上大学不靠考试靠推荐，他没被推荐上，只好回到村里务农，和村民一起到田里劳动。他母亲已经去世，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家徒四壁，他连个缝补衣服的人都没有，在村民眼里是很可怜的，虽是高中毕业也不见媒婆登门。在田里劳动时，他总是带上学过的课本，休息时就翻开看，有时还念念有词。村民都笑话他，你都回村上了，学那有什么用？还是想法给自己找个媳妇吧。他笑笑，不说话，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后来不知为什么，大队书记把他和另外几个村民关了起来，说他们是坏分子，关起来是让他们接受教育。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和他关在一起，关了好几天才把他们放出来。1977年，高考恢复，岳生参加考试，被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大队，大队书记说他是坏分子，不给开证明，结果岳生没上成大学。大队书记很得意，在村民（那里称为社员）大会上高声说道：“他岳生要是能走出张楼大队，瞎了我的眼。”第二年，岳生又参加高考，又被一所大学录取，大队书记仍然不给开证明。岳生知道形势变了，开学前到县里去反映。接待他的是位女领导，很热情，当场把电话打到大队，要求给岳生开证明。第二天，那位女领导坐着绿色吉普车到了大队，当面让大队书记开了证明，并把等在那里的岳生接走。这件事在大队的几个村震动很大。那时吉普车是县里最好的车，大家都在传岳生是被县委书记亲自接走的。大学毕业后，岳生被分配到省直单位工作，还被提拔为处级干部。顺便说一句，大队书记的眼没有瞎，只是不久就下台了。
吕氏兄弟是吕庄村人，老大叫吕跃杰，比我大三四岁。我在张楼学校上小学时，他在那里上初中，我和他大弟吕跃凯同班，他还有个小弟叫吕跃良，比我小几岁，也在那里上小学。吕跃杰的家境很一般，但他学习好表现好。我的成绩也不错，又因为和他大弟同班，我们有一些交流。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有一次开全体师生会，他和另外几名学生发言，其他人都是站着发言的，他却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有一个茶杯，他发言时两次慢慢端起茶杯喝水，下面不少学生笑他。那时候我们都很腼腆，谁都羞于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他坐在主席台上发言已经够让人吃惊了还喝水。第二件事，有天雨夜，他在家复习，有道题不会做。第二天要考试，他知道老师住在学校，就在父亲的陪同下冒雨到学校请教老师。这件事学校宣传了好一阵子。我一直是很佩服他的，也觉得他很像一个老大哥。后来他考上了郑州大学，又一次成为我的学兄，只是我考上郑州大学时他已经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方城县经委工作，也当了领导。他的大弟小弟也在他的影响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大弟分配到县城教书，小弟分配到濮阳市一家电厂工作。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农转非了。除了我，岳生和吕氏兄弟三人是张楼大队仅有的考上大学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考上学，要么务农要么打工，根本不可能成为领导、教师。他们能走出那个村子，就是对父老乡亲的贡献，起码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不再依靠村上的耕地生活了。把耕地留给了父老乡亲，不就是对家乡的贡献吗？
有些人感叹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批驳他们的观点。知识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只要掌握的知识足够多。现在大学生到处都是，仅凭大学里学的那些知识当然很难改变命运。当年大学生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岳生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