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记者 柳浩楠

天中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远古洪荒时期，人类就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点燃了文明的火花，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北朝时期，玄学和宗教盛行，鬼神等迷信思想严重泛滥，南阳舞阴（今泌阳县）的无神论者范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的《神灭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范缜    栗东旭/绘

范缜，字子真。主要活动于南朝宋、齐、梁三朝，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集汉晋以来神灭思想之大成，对当时佛教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进行了反驳和批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神灭论思想，进而撰成《神灭论》一文，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范缜一生成就显著，在为官处世中所体现出的不随流俗、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品质，以及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值得后人称赞和学习。

 范缜其人

范缜出生于南阳舞阴一个士族家庭，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亲范濛，刘宋时奉朝请，在范缜出生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

范缜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听说名师刘瓛招收学生讲学，就离家投师门下。他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刘瓛十分钟爱他，亲自为20岁的范缜行加冠礼。刘瓛在当时学术地位很高，门生大多是所谓“车马贵游”的权势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学都是步行，但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

南朝宋时期，范缜很不得志，他的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怀才不遇的痛苦时刻煎熬着他，使他未老先衰，在29岁时就已生白发，遂写下了《伤暮诗》《白发咏》，抒发内心的愤愤不平，寄托不屈服厄运之志。不过，范缜并没有悲观消沉，他的人生经验、求学经历以及所见所闻，使他形成了淳朴正直、勇于钻研的品格，为他反对有神论，提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坚持真理 不畏权贵

范缜生活的年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到处泛滥，宗教思想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曾生动地勾画出当时信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观点，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以便达到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南朝齐时期，范缜以卓越的才华，走上了仕途。到了齐武帝时，为了进一步缓和南北局势，朝廷下诏选拔有才干的人充任使者，出使北魏。范缜才能出众，有良好的德行，自然在被选之列。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受到北魏朝野的称赞。

统治阶级中一些上层人物，也信仰佛教。南朝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亲自为僧侣端茶上菜。萧子良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梁武帝萧衍、沈约等“八友”，以及范缜等士人，都游于其门。但这些名士中几乎都是佛门信徒，笃信因果报应。认为前世、今生所行的善或恶，在来世必然要分别得到富贵或贫贱的报应。唯有范缜对此嗤之以鼻，他大唱反调，称无佛。

萧子良聚众与范缜辩论。萧子良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道：“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梁书·范缜传》）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

后来，范缜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加以系统整理，写出了唯物主义杰作代表《神灭论》，和佛教徒在思想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神灭论》全文虽然不长，可是没有一个佛教徒能真正把它驳倒。

辩论难不倒范缜，于是萧子良又派王融找范缜，企图以高官厚禄引诱他放弃自己的观点。王融说：“你坚持神灭论，是损伤名教，像你这样有才能的人，不怕做不到中书郎的高管，何苦自误前途？”范缜答道：“如果我‘卖论取官’，再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必在乎你说的那个中书郎。”范缜不“卖论取官”的高尚品质和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大丈夫”精神，令王融羞愧万分。

坚持《神灭论》

南朝梁时期，梁武帝萧衍宣布佛教为国教，下诏尊佛，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萧衍在位期间，甚至多次放弃皇帝之位而出家，朝廷花费大量钱财才从寺庙里将其赎出来，后世学者称其为“菩萨皇帝”，可见他对佛教的痴迷和推崇。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仅京城就有佛教寺院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由于佛教徒可以免税、免役，所以投身佛寺者众多。据《南史》记载，国家差不多有一半户口被寺院控制。有些人其实并不信奉佛教，只是为了免除赋役才出家，这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劳动生产能力。

范缜坚持的神灭论与萧衍的礼佛思想格格不入，于是一场关于神灭、神不灭的辩论又开始了。只是这次的辩论规模更大、级别更高，体现在梁武帝亲自出面，率领朝廷显贵、大臣、僧侣一齐上阵，企图逼迫范缜放弃神灭论思想。梁武帝除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外，还有“王公朝贵”60余人发表反驳《神灭论》文章数10篇。范缜没有屈服，将自己的《神灭论》改为更适合论战的主宾问答形式，共有31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神灭论》，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范缜在《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

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当然，和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一涉及社会现象，范缜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如他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从而陷入了宿命论，他又把所谓圣人与凡人的区别，说成是由于形体和器官上的差异。他对儒家经典中关于神道说教的一套说法也采取了保留态度等。这些都表现出他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是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表现。尽管《神灭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但确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杰出成就之一，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不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