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与丞相李斯

刘清珍

研究地方历史名人首先想到的是李斯。理由有三：一是在李斯之前，盘古、女娲、嫘祖等虽是驻马店传说人物，但许多史实类文献记载较少；二是李斯功绩多是开创性的，在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是李斯是《史记》重点立传人物，其言行大都有史料可查。李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历来研究者对其褒贬不一，有人称其千古一相，有人认为他害韩非、毁典籍、投赵高，是个十足小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一句“百代多行秦政治”，“秦政治”指的是秦始皇时代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以法治国、郡县制，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统一等国策、制度，是天下大同的基础和前提。丞相李斯是这些国策、制度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他的政治成就可以说居于封建社会历代丞相之首。

首先，辅佐秦王统一天下。李斯辅秦时秦为七国最强，有统一天下的条件，但朝廷不思进取，嬴政虽踌躇满志，但常有掣肘，唯李斯高瞻远瞩，谏言统一六国正当时，岂能错失良机，这番宏论嬴政闻所未闻，顿时豁然开朗，立下“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决策。李斯又献三策：一是重金收买六国权贵（“厚遗结之”），离间其君臣、臣臣关系；二是不归附者暗中刺杀（“利剑刺之”）；三是良将带兵伐之。尚景熙《李斯评传》认为，在秦统一进程中，李斯是枢纽人物、战局的操纵者，是秦间谍机构与对敌颠覆活动的掌握者与运作者，是军事斗争的主要经管人与策划人，起着主导作用。“李斯佐秦王定天下”，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战乱，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大目标。

其次，依法治国，儒法兼备。《旧唐书·朱敬则传》指出：“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强公室，弃无用之费，捐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强，乃屠诸侯。”这里“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就是依法治国，其他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内容。李斯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斯则是法家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的老师荀子，其学派即儒家八派中的孙氏之儒，又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任祭酒，有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其弟子的李斯，依法治国兼及儒家“仁政”应是很自然的事。他废除“首功”制，即以斩杀人头数为据奖励官兵，主张缓刑、薄赋、轻徭等，并制定具体政策与措施。所以，李斯是“儒法兼备的历史人物（尚景熙《李斯评传》）”。

儒法兼备治理国家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汉武帝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历朝历代都制定有自己的法律文本，唐有大唐律、明有大明律等，但也都强调德政，彰显外儒内法。今天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也是这种治国方略的延续，尽管所含内容有着本质的不同。

最后，“千古创论”郡县制。怎样适应“秦政治”这种举国体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秦统一天下后有过激烈争论。丞相王绾认为，应“法先王”，恢复分封制，并获共识。唯李斯独拂众意，力主废封建，行郡县。郡县主官由皇帝任免，对皇帝负责，以有效抑制权力膨胀与割据势力形成，防止国家动乱与分裂。他的意见被采纳，李贽说郡县制是“千古创论”。柳宗元认为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

郡县制是历史教训的结果。西周实行分封制，中央政府强大时可制各路诸侯，国家大治天下安，为孔子向往的社会。后中央力衰势微，权威渐弱，方国或武力威胁中央，或挟天子令诸侯，造成长时间战乱，人民陷入苦难，国运走到尽头。其后历史亦证明，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废，天下乱。汉初既行郡县又封王置国。景帝时就发生了以吴王濞为首的七国叛乱，几致政权更迭。汉武帝强行“推恩令”，软硬兼施，结束了诸侯割据，才得以开疆拓土、天下太平，而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局面都是因中央无力无威、几废郡县的结果。苏轼认为郡县制符合时代潮流，“理故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总之，统一国家、儒法兼治、郡县制度等共同合成的“秦政治”大都是在历史节点上由李斯提出、主持制定、负责贯彻落实，极具开创意义，并“百代多行”，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