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天中|| 他以这种方式怀念父亲张锡兆

驻马店网讯（记者 王晓晶 通讯员 马勤功 张红 文/图）确山县特殊教育学校退休校长张国利有个心愿，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父亲张锡兆。张国利多方搜集的资料显示，张锡兆1925年生于确山县朱古洞乡（现隶属驿城区）北泉大石桥村。1942年日寇占领确山，张锡兆和同学们失学返乡。张锡兆遂参加革命，在对日伪、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果敢英勇，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到洛阳梨园煤矿工作，1958年错划为右派，开除一切职务，一家人被遣回老家劳动改造，1960年35岁的张锡兆在朱古洞乡朱古洞村逝世。但查遍我县有关史料，并无张锡兆有关记载。让更多人知道父亲张锡兆生前曾参加革命，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很多贡献，成了张国利由来已久的心愿。

2022年5月19日，张国利约中共确山县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确山县红色文化传播志愿服务队队长马勤功，确山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大生一起走访附近的几位知情人。

据介绍，早在1992年，还没退休的张国利就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和张孔荣一起，南下北上信阳、郑州等地，寻访知情人，搜集整理父亲的资料。张孔荣当年已70多岁，是张锡兆生前好友和战友之一，已于十几年前去世。在张孔荣的指引下，张国利还拜访了父亲的老领导、当过确泌桐县委书记、解放后担任过省地质局局长等职的杨玉璞。从杨玉璞那里，张国利了解到很多父亲的情况：和好友王家齐、张孔荣一起开展地下活动，袭击伪乡政府、打掳鬼子、夺取鬼子枪支。依照时任确泌桐县委书记杨玉璞的指示：发动组织失学青年成立行委会青年队，加强抗战力量；机智勇敢打入日伪军内部，为新四军和青年队送情报、枪支弹药、医药器械；挟持日维持会长的儿子为新四军换枪械子弹；参加新四军五师突围……

走访了解后，父亲的英勇形象在张国利心里愈发清晰起来。想起父亲的死和自己幼年丧父的悲痛，他心底升起阵阵悲哀，他将走访了解到的父亲的事迹整理成篇，珍藏起来。2022年5月，他将自己整理的资料交给了马勤功，并约马勤功一起再度走访当年他走访过的一些知情人。

在驿城区朱古洞乡五道庙村一个农家小院里，马勤功、张国利一行见到了91岁的王妮。王妮是王家齐的妹妹。当年张锡兆和王家齐、张孔荣是好友，他们曾一起打鬼子和伪军、国民党反动派。王家齐解放后任信阳制药厂的厂长（后兼任确山制药厂厂长），已于1993年去世。

王妮还记得当年哥哥领着张锡兆、张孔荣深夜回家炒“料豆”（炒黄豆）的情景。当年她才十一二岁，她见过哥哥他们围着锅台炒料豆，一炒就是两布袋，炒熟了几个人就就着开水吃料豆，然后带着剩余的熟料豆消失在夜色中。王妮说，他们干的是秘密的事，跟着新四军、杨玉璞干，好多事也不跟她说，有时候两年才见一回哥哥的面。

古城乡供销社原副主任朱启修，其父朱创业曾是朱古洞区的区长，抗日战争中牺牲。他也听母亲和几个叔说过张锡兆跟着父亲闹革命的事，包括张锡兆从火车上掀下日本人运送的枪支交给父亲朱创业、挟持日维持会会长的儿子换抢支弹药等，他还听张孔荣说过张锡兆跟村里群众一起除掉了勾结日维持会当汉奸的本家嫂子的事。

在驻马店一家养老院，马勤功一行见到了现年95岁的朱古洞小学退休教师李桂英。李桂英是朱古洞胡庄村人，和张锡兆是表亲，后和张孔荣结为夫妻。说起当年，李桂英说张锡兆、张孔荣、王家齐三人是好友，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有些事给她说，有些事不给她说。李桂英回忆起当年张锡兆对她说过他曾“一枪崩了伪乡长”，李桂英说自己“知道他们好多事，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张锡兆妻子的弟弟、现年83岁的朱古洞村村民杨栓说张锡兆“胆大又麻利，敢跳到火车上搞日本人的枪”“常在附近一片活动”。

杨栓家住朱古洞乡朱古洞村，朱古洞乡是张锡兆劳动改造并最终殒命的地方。

1958年张锡兆被划为右派后，一家老小五口人返回老家朱古洞乡大石桥村，因战争年代敌人多次搜捕，村里早无他们的栖身之所，他们只好寄居在朱古洞乡朱古洞村老岳父家。

对张锡兆的离世，说法不一。张国利说，他当年尚幼，他所知道的父亲离世的情况是后来听母亲说的：张锡兆在朱古洞接受劳动改造期间，既要劳动改造，又要承受政治上的摧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承受了无尽的压力，身心憔悴，不久便卧床不起，一病就是好几个月。为了治病，母亲变卖家中所有能变卖的衣物，东奔西走，多方乞求，横遭白眼。数月后，张锡兆病好了，双腿却落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丧失劳动能力。1960年春的一个晚上，张锡兆到食堂领取一家人的补助饭，因行走不便，回家路上摔了一跤，手中的饭全部洒在了地上，一家老小的晚饭没了，铁打的汉子落下了伤心的泪水。路过此地的表妹李桂英非常同情，悄悄对他说：“今天夜里，你到胡楼李应杰家求点吃的。”李应杰是李桂英的弟弟，当时是食堂的会计。张锡兆考虑再三，为了家人能有口吃的，他手提个口袋，摸黑往李应杰家走去。胡楼村红薯种池子建在路边不远处，前天里面的红薯种刚被盗，不知情的张锡兆从此处路过，因天黑路不好走，行走艰难的张锡兆一跤摔倒在路上，被当地村民李某某发现大声喊“右派分子，手提口袋偷红薯种了！”一时众人围住，不由分说吊起毒打，张锡兆被活活打死。

有人说，当年听说张锡兆死是因为有人怀疑他偷了红薯种，把他关到大队后上吊死了。是不是上吊死的，那时候没有人敢说。

张国利的说法在李桂英那里得到了证实：“都传着张锡兆上吊死了，其实是被人害死了。他怎么会上吊死？他不会上吊死。”李桂英回忆，当年她让张锡兆去她当会计的弟弟那里找些吃的，但张锡兆被人打死了。

据张国利介绍，父亲死后不久，洛阳梨园煤矿派人来到家里，说父亲的问题查清了，可以恢复工作了。得知张锡兆已离世，来人遗憾而归。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带着两个姐姐和张国利三个年幼的孩子改嫁给了邻村的一户村民。

1979年，周围有右派平反，21岁的张国利找到洛阳梨园煤矿，煤矿党委研究后给张国利出具了张锡兆的平反证明文件。按当时的政策，凭这份文件，张国利可以“农转非”，可以享受城市青年才能享受的“知青”工作安置政策。张国利拿着父亲的平反证明材料找当时的民政局负责同志安置工作，不想民政局那位负责同志不久病逝了，工作没安置不说，还把父亲的平反证明材料弄丢了。好在张国利当时已经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后来又通过转正考试当上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

为再搜集些父亲的资料，和马勤功等人一起走访期间，张国利联系了确山县教育局，又四处托人联系洛阳梨园煤矿。县教育局反馈，他当年拿回的父亲的那份平反证明文件并没有丢失，一直静静地放在他的档案袋里。张国利喜出望外，复印了那份落款日期为1979年3月的审查改正通知仔细收藏起来。

张国利对父亲过往的追寻，表现了他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和深切怀念，也把我们带回了那段战乱岁月。革命战争年代的张锡兆是为人称道的孤胆英雄。他的死令人唏嘘。那些年，生活不那么安宁有序，很多人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身心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痛。那段历史提醒我们、鞭策我们，教训惨痛，要以史为诫，鉴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