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绿邮衣的小伙儿

王新立

对我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个秋天，是一个充满青涩、充满迷惘、充满渴盼的季节。高考落榜，前途渺茫，我不得不扛起父亲早就为我准备好的长杆锄头。

站在空旷的田野上，极目远眺，视野之内，青的红薯秧，绿的大豆茎，还有一抹无际的白，那是邻家栽种的棉花，正在秋阳下绽放着绵软的银光。面对硕果累累的秋天，我的心里泛起一股忧伤和迷茫。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埋头在昏黄的油灯下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在寄给省级一家杂志社后会是什么结果？我默默祈祷着、焦急地等待着……

“叮铃铃……”随着一阵悦耳的自行车铃声，一个穿绿邮衣的小伙儿从一辆绿色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翩然跨下，满脸汗水地站在我面前说：“老兄，你是真难找啊！我在村子里问了几个叔叔婶婶，才知道你在这块地里干活。”说到这里，小伙子又自我介绍道，“我是咱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我叫董文才，刚参加工作，以后你就喊我文才吧！”文才一边说着，一边从搭在自行车后架上印有“中国人民邮政”字样的绿色帆布包里拿出一封信，用羡慕的语气说：“这是从郑州市的杂志社寄来的信，你行啊！是不是投稿想当作家？”我顾不上说什么，急切地接过信，一下子撕开，信封里掉出了我半月前寄出的小说稿，上面附着一张薄薄的盖着杂志社大红印章的退稿信。默念着那近似公文语气的退稿信，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脸色也阴沉下来。见此情景，文才似乎明白了什么，安慰我说：“老兄，别泄气，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吃个胖子。你好好写，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自此，我便与这位穿绿邮衣的小伙儿正式认识了，而他当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那张挂满汗水的笑脸，还有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和印着“中国人民邮政”字样的绿色帆布包。

第一次投稿失败，虽然带给我短暂的沮丧，但是这个穿绿邮衣小伙儿的话却如春风一样拂过我心中封冻的田野，让我看见吐绿的杨柳、绽蕾的花苞。在务农的那段时间里，我拼命读书、勤奋投稿。也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的一篇小小说终于在《河南农民报》上发表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晚霞似火的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耳边猛然响起一声亲切的呼喊：“新立，快来看啊！你的小说发表了。”我定睛一看，只见文才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一手紧握着车把，一手扬着一张报纸。夕阳余晖中，一个穿绿邮衣的小伙儿骑车送报的剪影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为了学习写作，我自费订阅了《河南农民报》《河南青年报》《奔流》《梁园》等。这样一来，我与文才的交往渐渐频繁。每天下午，无论我是在田里干活还是在家里休息，我都会把目光时不时地投向村前那条大路上。因为，每到这个时候，文才都会骑着那辆载着邮件的绿色自行车伴着一路铃声飞驰而来，他的每次到来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惊喜和快意。

记得1984年的夏天，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轰动文坛。为了早日拜读到这篇作品，我给正在部队服役的表哥写信，让他邮寄一本刊登着这篇作品的大型文学月刊《十月》。信寄出后，我像盼星星似的天天盼着来自军营的邮件。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太阳芒刺般射着我裸露的脊背，我站在晒场里，一手扬着鞭子，一手攥着缰绳，嘴里不停地吆喝着那头正在使劲拉着碌碡的老牛，让碌碡一遍遍地碾压着金黄色的麦秆。正当这时，随着自行车铃声响起，文才飞也似的骑着自行车到我家的晒场边，把一个包裹交给了我。包裹里装的正是表哥从部队寄给我的《十月》。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再看依着车子站着的文才，满脸热得通红，身上的单衣已被汗水湿透，我心疼地说：“为了这个包裹，让你在大热天的晌午跑了十几里路。”文才嘿嘿一笑说：“谁让你是我的上帝呢？一看见你的邮件，我就想，你不定在怎么盼望呢！”

就这样，在高考落榜回乡的那几年里，我一直坚持业余创作，每月都有数篇作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而文才成为我福音的传递者。平时，他在公社邮政所分发报纸杂志时，一看见报刊上有我的作品，他就会在第一时间把样报样刊亲自送到我手里，和我分享收获的欢乐。

夏天的一个傍晚，文才下乡送邮件来到我家。可能那天送的邮件特别多，文才显得很疲惫，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在他身边一摇一晃的。看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就极力挽留他在这里过夜。当天晚上，我们拿着一张凉席，并肩睡在村前的桥上。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声，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我对文才倾吐着心中的感激之情：“兄弟，这几年我能冲出困惑，在文学路上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真应该感谢你这位绿衣使者啊！”听了我的话，文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过奖了，我才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哩！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给千家万户送去希望与等待，这是我的义务与责任。”说完这句富有诗意的话，他把双手垫在后脑勺下，明亮的眼睛望着遥远的星空，不一会儿，便发出了轻微而有节奏的鼾声。看着他脸上满足的笑意，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美好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