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前后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和“三苏”

□ 陈洪彦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论文》开篇道出的这句话被历史反复验证，然而也有例外。往事越千年，北宋熙宁变法前后的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以及三苏，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但在对彼此人格的尊重上，却表现出惺惺相惜。

文坛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之所以被公认为北宋文坛领袖，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在北宋灿若繁星的文学家中年龄较大、出道较早。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出生于1007年，4岁丧父，母贤淑，留下画荻教子的美谈。欧阳修于1030年中进士，同年5月任西京国守推官，掌管文书，此后历任知县、知州、馆阁校勘、知谏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司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苏洵生于1009年，苏轼生于1037年，苏辙生于1039年，也就是说，几个人中只有苏洵和欧阳修年岁相近，至于其他人都只能是后生晚辈了。二是他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倡“明道”“致用”“尚朴重散”，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有丰富的文学实践，并创作出一批一流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除与宋祁合修《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外，还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六一诗话》等。三是他心胸宽广、爱惜人才，栽培和提携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下面我们重点说说与本文题旨密切相关的第三点：

苏轼称：“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欧阳修一生不但举荐过包拯、胡瑗、曾巩、吕公著等北宋名臣和文坛大家，还提携过司马光、激赏过王安石，更不遗余力地举荐过苏氏父子。

激赏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一日，他的朋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大为赞叹。而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过欧阳修对他的赞赏，但直到嘉祐初年才登门拜访。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反而倒屣相迎。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位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期许，实在难能可贵。有了文坛领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满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为朝廷力荐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任宰相时，欧阳修撰文表示祝贺。后来，王安石执意变法，欧阳修虽是反对者，但二人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着深厚的友谊。欧阳修死后，王安石写的《祭欧阳文忠公文》感情真挚。

举荐苏氏父子。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仁宗嘉祐元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并将苏洵的文章上献朝廷，呈奏《荐布衣苏洵状》。经欧阳修的揄扬，其文章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因而名声大振。欧阳修又应苏洵要求，致信宰相富弼，希望富弼接见苏洵。两年后，欧阳修的奏章有了回音。四年后，苏洵就任试秘书省校书郎。1061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时值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慧眼识才，苏轼名列前茅，苏轼弟弟苏辙及曾巩亦在榜列。欧公见苏轼为文后，曾提笔这样称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下，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当时苏轼籍籍无名，很多人认为欧阳修故作惊人之语，但随着日后苏轼的出名，纷纷叹服欧阳修有一双慧眼。

欧阳修和司马光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但也多次盛赞司马光，也曾上书举荐过司马光，司马光后来之所以名满天下，与一代宗师欧阳修的推荐不无关系。

王安石和司马光

王安石要实行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是司马光，二人相遇，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王安石，天才少年，司马光有砸缸美名；王安石21岁考取进士第四名，司马光19岁中进士甲科；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有丰富实践经验，司马光注重实务；王安石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著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和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如果从人品、道德、修养上看，二人都近乎完美。司马光做事比较成熟稳重，王安石则刚强执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咏梅诗，凌寒留香，傲骨冰心，这是梅花，也是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下虽是好友，政治观点却截然不同。王安石推行新法坚定不移，大有“虽千万人吾往也”的气概；司马光反对新法，不废新法誓不罢休。司马光曾以老友的身份写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回信一封，对司马光的四条意见一一进行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司马光作为谏官，曾率御使台官员上书弹劾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刚愎自用、变乱朝纲、害民误国，表示与王安石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并以集体罢官向神宗施压。王安石对于司马光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与之朝堂争论、书信辩驳，写下了驳斥司马光指责新法的千古文章《答司马谏议书》。

由于有神宗皇帝在背后支持，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司马光心中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辞去职务，著书立说。尽管如此，司马光仍然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司马光在信里还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由此可见，他反对的是新法，而不是王安石本人。或者说，他批评的是王安石性格中的缺点，而不否定他的人格。

后来神宗死去，太后掌权，任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便毫不留情，尽废新法。1086年农历四月初六，王安石溘然长逝。其时正值旧党施政，门生故吏无人敢来吊唁，甚至无人敢为之撰写墓志铭。有人感叹：“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消息传到东京，身为重臣的司马光虽年老多病，但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抱病作书评价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5个月后，司马光病情加重，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朝廷追赠其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王安石与“三苏”

作为最受欧阳修欣赏的两个人物，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但又在政治观点上存在严重分歧。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黜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爱惜人才。

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极其诚恳，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赞叹其“此老乃野狐精也”。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后来在同游钟山时，他们有意回避分歧，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为其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书进京呈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关键时刻，王安石以国为重，对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容。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后人对王安石的敬重与佩服。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新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制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尽管王安石变法“三苏”都曾是反对者，但当苏轼奉诏作《王安石赠太傅》制词时，不但不带任何偏见，甚至还极尽赞叹：“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是对王安石一生的绝妙概括，也是苏轼正直品格和旷达心胸的体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熙宁变法已成历史，是非成败任人评说，重读那段历史，不仅由衷折服变法者的勇于任事、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变法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惺惺相惜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