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

□ 肖永成

10岁那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还要与我9岁的弟弟一替一天，轮到我上学时，还要背着2岁的妹妹。

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他对我上学，就像对社员安排劳动任务一样，我上学一走，就等于他完成了一项工作。至于我上学连书本、铅笔都没有的问题，似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没有书，可以借来晚上看；没有本，可以找来烟盒纸或牛皮纸钉一本。但没有笔，就没有办法了。

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丁金华同学说，拿一个鸡蛋就可以到萧屯大队代销部换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我听了心中窃喜——我家母鸡下的蛋收存由我管，偷偷拿走一个鸡蛋是不成问题的。

这天，轮着我上学。吃了早饭，大人都出工了。我悄悄走到窗台上的鸡窝边瞅瞅，黄母鸡正颤抖着站起，不一会儿，一个鸡蛋落下。我赶紧拿在手里，鸡蛋还湿湿的、热热的。我把鸡蛋装进衣兜，背起妹妹去学校了。

到了学校，我把偷来的那个鸡蛋，放到教室前一条小沟边的南瓜叶下面。坐在教室里，我想：不能按丁金华说的，去萧屯大队代销部换铅笔，因为售货员认识我爹，要是让爹知道了，还不得挨一顿苦打呀！

我决定舍近求远，到几公里外的崔庄供销社拿鸡蛋换铅笔。

第四节体育课，我给老师说，妹妹在树底下睡着了，我要背她回家。老师信以为真，还特意叮嘱我不要玩水、直接回家。

我一边哄妹妹，一边把手伸进衣兜，用手指控制着鸡蛋在衣兜里的位置，不停地触摸鸡蛋，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

我曾经跟父亲去崔庄卖过鸡蛋，记得路。我背着妹妹一直沿着沟边走，小心地翻过一座石板桥，累得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终于来到崔庄供销社。可能临近中午，柜台里有一个“大白脸”女营业员正对门口站着，看我背个小孩登上高高的台阶，她把脸扭了过去。

我把妹妹放下，妹妹紧紧抱着我的腿。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鸡蛋、捧在手里，白白的鸡蛋壳上印上了手指的痕迹。

“我、我想换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

“大白脸”没有接过我手里的鸡蛋，她瞟了我一眼，又扭过头，说：“脏兮兮的，在哪儿弄的寡蛋呀？还想换带橡皮擦的铅笔，出门远远地扔了它。”

“不，不是寡蛋，是今天上午俺家的黄母鸡才下的。”

“大白脸”不再理我，一走到柜台的最西头。妹妹看不见柜台里边的人，她大概听懂了我给营业员辩解的话，“哇”的一声哭了。我弯下腰，哄着妹妹。妹妹不哭了，我小心地把鸡蛋装进衣兜，背起妹妹往回走。

不知不觉，我又走到石板桥。我摸摸兜里的鸡蛋，把妹妹从背上放下，蹲下来，伸手捧一把清清的河水，给妹妹洗了脸，把鸡蛋上手指的印痕洗了，放在青石板上晾一晾。

“嘀铃铃——”，我抬头一看，一个穿蓝上衣、口袋里别着钢笔、肩背黄色挎包、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要过桥，我赶紧一手拿起鸡蛋一手揽着妹妹往石桥边躲。

“小孩，哪庄的？手里拿个鸡蛋干吗？”中年男人扶着自行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萧屯的。我想拿鸡蛋换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营业员说是寡蛋，其实是今天上午俺家的黄母鸡才下的。”我打量那中年男人像个干部，就实话实说了。

中年男人拿过我手中的鸡蛋，仔细看了看，说：“是新鲜鸡蛋，沾上土弄脏了。咦！我咋看你像萧山水的儿子呀？”

我点点头，心里惶恐起来。妹妹也抓紧了我的手。

“小丫头该饿了吧？给，这是我省下来的白面馍。”中年男人一只手拿着鸡蛋，另一只手从黄色挎包里掏出一个圆圆的白面馍递给我。我迟疑着，不敢接。

“接着吧，我认识你爹，萧屯的生产队队长，还是劳动模范哩！”

我接过白面馍，放到妹妹的嘴边。妹妹使劲咬了一口，一边嚼一边冲着中年男人笑了。

“孩子，我姓苏，你叫我苏伯伯吧！这个鸡蛋我要了，我不白要，我拿钢笔和你换。”

说着，中年男人取下上衣口袋里别着的钢笔，塞到我手里。他那大手把我的小手和钢笔紧紧地握在一起，说：“好好学习，长大了有出息点。来，和你妹妹坐我的车子，我走大路送送你。”

坐在自行车上，我手里紧紧攥着苏伯伯给我的钢笔，耳边响起苏伯伯鼓励的话语，眼里含着泪，心中暗暗地下了决心。

“毛毛，毛毛——”刚到村北口，我就听见父亲在叫我。

苏伯伯停下自行车让我下来，示意我背着妹妹回家。他一边对我摆手，一边掏出那个鸡蛋在空中晃动着……

鸡蛋晃动的弧线和苏伯伯慈祥的微笑，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