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墙”前的祈祷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国家公祭日前，“哭墙”前的家祭又成为一座城市的“泪点”。

“您离开我们已经84年了，真的特别想念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说。

家祭仪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义隆、谢桂英、马庭宝等在家人的搀扶下一一献花，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摩挲着“哭墙”上亲人的名字，倾诉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墙”，位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角。1995年刚设立时，长43米，高3.5米，刻有3000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26年来，“哭墙”经历数次增刻，姓名增至10665个，长度也增加了约一倍。

这面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他们共同的碑文。

幸存者夏淑琴不识字，但也多次用毛笔蘸着黑色墨汁为7位家人的姓名“描红”。1937年12月 13日，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人一边描一边说：“家里人的名字，一笔一划我都记得。”

“我父亲那时只有9岁，根本无力给亲人收殓。”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告诉记者，因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墙上，父亲把纪念馆当作另一个家，难受了就来看看。

兵荒马乱之时，人命如蝼蚁，总有亲人寄希望于你生还，总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遗忘。近年来，“哭墙”一再延长，但速度却越来越慢，2020年、2021年已经连续两年“停更”。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一开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数以千计，比如2010年延长了26.5米，新增姓名1655个。但到了2016年，增刻110个；2017年，20个；2018年，26个；2019年，1个。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周万荣的名字被刻上“哭墙”，成为墙上第10665个名字，也成了墙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场惨案的人数多达30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30万个同胞的姓名，为何无法都在“哭墙”上出现？

《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深知过程艰辛。14931张卡片，这是姜良芹及其团队用8年时间，到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赴中国台湾的相关机构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资料制作而成。每张卡片标明姓名、年龄、住所、职业、籍贯，对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地点、方式及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记录。

“当时，不论是战后针对日军暴行的敌人罪行调查表，还是抗战损失调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说，尤其是日军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家庭满门被杀害，这样的家庭几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档案、口述内容。

为了让每一个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孙宅巍，将毕生精力放在了“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上。“目前整理名单的来源主要是战后的市民调查记录，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没有任何亲属，无人替他们申报。我已经在一些遇难将士名录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进一步研究确认。”

姜良芹也仍未放弃，“因为抗战后进入内战，遇难者相关资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两岸史学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见天日’。”

张建军说，收集遇难者的名字，为遇难者降下半旗，为每一位幸存者录下影像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中。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和构筑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生命的珍视。

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期待“哭墙”再延伸，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图片均为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当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 者 季春鹏李 博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