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自觉与精神的自由 ——读张运涛《四十七个深圳》

□ 王伟

《四十七个深圳》四十七种人生，这是我读完这部作品留下的最直接的印象。我和作者张运涛是文友，他更是我的老师。从地域上说，我们是故乡人，所以对他这部作品中的故事有着较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力。

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这是一本“快”书，很好读，像倾听，像聊天。但我读得很慢，它快在语言节奏和时间跨度，读得慢是因为我曾经也是南方务工部落中的一员，文本轻松的语言与故事本身所包裹的沉重形成很大的反差，我想还原它在线状态下的切身感。透过现象看本质，我更想咀嚼品咂出文本里略去的那些可以想象出的生活纠结、情感冲突与选择时的艰难状态。把这些层层叠叠的现象集于一处，正好客观反映了这个阔大的时代，它的成因与走向。

这部作品以时间为轴线，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的当下，以底层人物为扫描主体，在浩浩荡荡往复穿梭的打工洪流中，尽管伴随他们的多有漂泊、无助、孤独、徘徊、隐忍、疼痛……但在整体的社会进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从感性到理性的改变，从被动到主动的自觉，从冲动到冷静的成长，从物质到与精神之间的互动与平衡。在不断获取人生经验的同时，正确三观的逐步形成并向生活行为悄然渗透，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进步。

之于改革开放的40多年，深圳现象就是中国现象的缩影。截至目前，它至少改变了我国两代乃至三代人对于生活与工作两大课题在观念上的认知，以至于改变了全民的生活生存状态。这种改变是极其巨大的，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试探摸索，再到全面认可与实践，并在国人内心强化成深刻意识，逐步铺就了这条一路势如破竹并不断形成动力加速度的革新与实践、发现与完善的发展道路。历史机遇下的坚定选择，让中国这艘经济大船快速驶入高效改革的深水区。

本部作品从时间线上绘出了几条上升线图。几十年来不断更新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学识水平上的提升、在思想境界上的提升、在精神追求上的提升，甚至在爱国爱民意识上的凸显都有展现。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所以80年代闯入深圳的务工人员大多为初中及以下文凭，他们的闯荡理由基本停留在物质层面，大多还缺乏敢想敢干的勇气，吃好一些的饭、挣多一些的钱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上世纪90年代进入深圳的人群开始有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奋斗意识，他们的文凭多为高中及大中专毕业生，也有一些基础性的专业技能，进厂或进入公司之前就为自己定下小目标——办公室文员或车间领导。

他们手里有两张“牌”，这两张“牌”就是如果南下有较好的发展就坚持下去、如果不行还可以回去到国家单位上班。他们是最犹豫的一代，也是在人生际遇中差别最大的一代，同时也是最为悲催的一代。当初没有在国家单位找到工作的一群人往往都见了大世面、挣了大钞票、做了大事情。而留在国家单位的一群人反倒成了井底之蛙，除了偶有熬出日月的跳出井台为官一任，或者在仕途上跌倒摔跤，更多的是一生无澜，甚至生活过得捉襟见肘。进入新世纪之后，基本全部自由择业，就业压力逐渐加大，在无旁路可循的就业形势下，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提升自己的文凭，对“工作”二字的认识更为全面、真实。

上世纪90年代及之前的北方人对“工作”与“上班”的定义还停留在国家单位，对南下的群体统称为“打工”。至此，他们不仅全面解放了思想，开始有了生命的自觉，也有了在精神自由上的追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也开始凸显，并在他们的呼吁下，逐渐完善着我国相关的劳动法律与规章。这是国民个体意识上的自我觉醒，识得个人命运与国之大运的相辅相成，不断获得设计与掌握个人命运的勇气与自信，从而构建更为复杂的社会格局与心理格局。这正是《四十七个深圳》在留白中所传递给读者更为重要的发现与思考。

四十七个故事，每一个（种）生活都不轻松，轻松的只是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