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玩伴小田

王拴紧

小田，和我是儿时玩伴，大我两岁，同辈，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哥。他家是第八生产队，俺是七队，但是家离得很近，只隔一个过道。我们同一年上的小学，还分在一个班上，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都形影不离。不论是夏天拾麦茬，秋天捡豆茬，割猪草，抓小鱼，逮蛐蛐，捉鸣蝉……我们都粘在一起。他家是贫农，他伯（父亲，弟兄几个排行老大）是有名的生产队长，因为他队粮食产量连年在全大队都数一数二，经常受到公社的表扬。小田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能挣工分，家庭条件非常优越。但他和我很有缘分，从小儿就能玩到一块，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是地主的儿子。

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的张毛子作报告。张毛子是我们村十八队社员，新中国成立时，毛子也才十几岁，根本体会不到旧社会有多苦，自然也很难对比出新社会的甜，加上又是个大老粗，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场面，被贫管会主任也是校长的金斗硬拉上台后，满脸通红，腿直打哆嗦，就是讲不出话。在金斗的请求也是威逼下，他终于磕磕巴巴说出：“穷，穷，穷里很，铺里锅排，盖里簸箕。”讲完，像偷了人家东西一样，一溜烟地跑了。碰见这样的场面谁会不笑呢？我当然也笑了。可是，我的笑却给我惹来一场麻烦。

放学回家的路上，有几个同学拦住我，张口就骂：“地主羔子，不老实，忆苦思甜你敢笑！”看着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憋住，再哭，给你推个缸，打得你哭一缸。”说着，他们就要动手。就在这时，小田出现了，他不由分说给逞头者一个耳光，他们便灰溜溜地跑了。原因是小田年龄大些，个子也高，又是班长，很多同学都怕他。这样，小田就使我免受了一顿毒打和辱骂。

我十五岁那年，我们升入初中一年级。秋天的一个周一上午，我去小田家叫他一块上学，只见他一脸的不高兴，就问他原因。他气鼓鼓地告诉我：“不知道因为啥，俺伯把我打一顿！”还给我看了他紫一块青一块的屁股。我问他为啥，他说十四队队长向他伯告了状，说他带头毁人家队里苞谷嘞。我听后顿时如五雷轰顶，一股惭愧之意汹涌而来。他被毒打，都是因为我呀！昨天是星期天，俺队的几个一样大的孩子一块去割草，没喊小田。半晌时候，都有点口渴，一个人提议：弄苞谷秆子吃吃吧。几个人都没说啥就动起手来，掰断一棵不甜，再弄一棵，不觉就毁了几十棵。就在这时，十四队护青的发现了，大喊一声：别走！我们几个听了一个个像老鼠见猫一样，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我们前边跑，他在后面追，我个子最小，跑得也最慢，最后被逮的自然是我。那人也没有对我怎样，喘着大气问我：“你，你是谁家的赖孩子？”“我，我，我是文昌家的。”我回答说。他接着问：“你爹是八队队长？”我含混地答道：“是，是哩。”“那你走吧，往后可别这样了，种地多不容易。”一听说我是文昌的儿子，那人就放我走了。文昌就是小田的伯，我是沾了小田的光才幸免一劫。我当时真的是怕挨打，更怕牵连到我家人才说了谎。真没想到却让小田遭了罪，挨了一顿毒打，我后悔不已。心情稳定后，我怀着歉疚的心情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他得知实情后，不但没有埋怨我，而是安慰我说：“你没有做错，要是说了实话，你挨打不算，咱叔也不知会怎样哩！”那时候，成分高的人真的很难做人，别说犯错了。

我为有这样的好伙伴而高兴，多想和他永远相伴。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却在第二年的春天永远地离开了我。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下红薯窖里拾红薯，下红薯秧子。他在窖里拾，有人往上面拉。红薯窖是长方形的，上面横了木棍，木棍盖着麦秸苫子，苫子上盖层土，拾红薯时中间扒个口，两头原样不动。往上拉的人不小心，踩到了一头的棍，土滑落窖内，恰巧落到小田的头上，据说就有一荆篮子土，而这一荆篮子的土却要了小田的命。

我痛苦了很久，真不敢相信，但他真的走了。那年他才刚满十八岁。

唉，人的生命真的就这么脆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