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我的外祖父任芝铭

口述/王克明 整理/梅文辉

我的外祖父任芝铭是清末举人，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906年5月，新蔡县留日学生刘积学、阎铭初相继加入同盟会。1906年暑假，阎铭初返乡，发展刘粹轩、阎子固、刘镇华（巩县人）并相继发展任芝铭、刘积勋、张山甫等参加同盟会，随后外祖父和志同道合的友人、学生秘密发展同盟会员。1908年新蔡县发展同盟会员30余人，遂单独成立中国同盟会新蔡县支部，外祖父任芝铭、刘积勋分别任正副支部长，为民主共和奔走出力。任芝铭的大女婿黄志煊、二女儿任锐和二女婿孙炳文也都是辛亥革命同盟会员，辛亥时期出生入死。他们是我们的姨母和姨父。今天，任锐、孙炳文的孙女孙冰也一起来参加新蔡县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我们能与外祖父和姨母、姨父当年故交好友的后人坐在一起，共同缅怀先辈，这样的相聚令人感慨，十分难得。

我对外祖父任芝铭记忆很深。我小时候，他常到北京开会，每次母亲都带我们兄弟姐妹去看他，他也抽时间来我家。那时候，我对他的胡子很感兴趣，觉得小人书里画的古代人，才有那样的长胡子，觉得那胡子透出一种让人敬仰的风骨。外祖父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超定量地吃上白面馒头，比较难得。1967年秋，母亲让我和姐姐王乔乔去郑州看望外祖父，我们在省政协大院里住了些天。那时候大院外面很混乱，外祖父在大院里很孤单，他很高兴有我们的陪伴，每天让我姐姐给他读报。他写过一份比较详细的个人生平大事记，我姐姐翻看过，有很深印象。外祖父家里有很多书，我见大部分都是横放摞起的线装书，问他：“这些都是四旧书吧?”外祖父苦笑不答。

外祖父在世时，把一包东西放在了三女儿任载坤和女婿冯友兰那里，其中包括姥姥生前收藏的很多外祖父家书，以及外祖父的其他文字等。后来表姐宗璞转交给了我母亲。那些文字的内容，有当年土地交易、土匪祸灾、行路艰难、社会状况、精神品位、生活信心等。在1921年入冬前写的一封信里，外祖父提及在驻马店给孙炳文一家买了火车票。那年，在和朱德一起去欧洲之前，孙炳文同任锐带孩子先到河南新蔡县看望了岳父岳母。100多年来，几代家人默默接力，为外祖父收集保存了珍贵的笔记和文稿，能使今人从中看到辛亥之后，民国年间很多的生活细节。我把它们整理成了《任芝铭存稿》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辛亥革命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两千年的皇权，使古国有了新的生命，迈开了走向共和宪政的第一步。那次政治革命只在政治层面进行，民初社会在民间基础上一如既往，没有天翻地覆，士绅阶层备受敬重，自治条件天然成熟。对于礼义廉耻的文化继承和传统社会的城乡稳定，士绅作用十分重要。社会尊重他们不是看重金钱，而是敬重文化。民智由他们开启，新观念是由他们传播。同盟会人，立宪党人，多在士绅中间。新蔡县的刘粹轩、阎子固两位辛亥烈士，便是举人、秀才，体面士绅。同盟会新蔡县支部的负责人，是两位举人任芝铭、刘积勋。同盟会留日学生河南省支部长，是新蔡县举人刘积学。新蔡县最早的新学校，就是由这几位举人、秀才办起来的。这样的士绅地主，在走向共和的社会转型中，起过重要而且关键的进步作用。

辛亥之后，民国元年，各县士绅学界可以自选县长，再请省府委派。有好几个县景仰任芝铭是革命党人，纷纷争请，外祖父却不干。辛亥后他持自己独立的“不入政界主义”，只“隐身教授”捐产办学。后来被选为新蔡县参议会议长。土改时他实事求是，不赞同暴力土改，主张和平分田和温情对待良善地主。

外祖父一生都实事求是，不攀上，不说谎，不掩盖客观事实，不隐瞒自己观点。他了解清楚“大跃进”、公社化使河南农民大批挨饿的情况后，冒着被批的风险，找省委领导讲述事实。他说：“我们吃着老百姓的饭，拿着老百姓的钱。这样大的问题，得弄清楚，如果不说，对不起老百姓。”他写信给总理周恩来，报告农村饥馑。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时，他对我母亲讲了很多河南农村的情况，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那次他专门同邓颖超面谈这个问题。早年民众的饥苦，是使他走上辛亥革命道路的动力之一，见民众更大苦难，他心中之苦痛纠结，可想而知。

作为辛亥革命先辈，外祖父任芝铭最突出的优秀品质，就是实事求是。他一生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在民众中有很高威望。外祖父实事求是的精神，直言仗义的风骨，是我们后辈做人立身的榜样。由辛亥革命开始的道路远未走完，在辛亥110周年纪念的时候，回顾这些远去的真实往事，强调这种个人的独立精神，是对辛亥先辈的敬重纪念，也是对辛亥革命的价值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