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食御前的范谷英

□ 赵新春

元朝是蒙古人入侵中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因为存国时间较短，加上对汉文化的排斥，汉文化对其影响有限，这也是元朝看形势不对还能保持政权完整迅速撤回漠北的重要原因。在元朝，除了早期建功立业的北方汉人如刘秉忠、史天泽、张弘范等外，普通汉人做官能做到高位的并不多。然而，元朝范谷英却靠着自己的努力以集贤院学士的官职跻身朝廷正二品大员，还有过赐食御前的待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根据康熙《上蔡县志》“元学士范谷英墓，在邵店东二里”的记载和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习俗，范谷英应该是汝宁府上蔡县召父里（今上蔡县邵店镇）人。与《一统志》《河南通志》《汝宁府志》等河南地方志的记载不同，觉罗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把“范谷英”记录为“范国英”，这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金殿镇龙祠村龙子祠留存的至正二十六年刻的《兴修上官河水利记》碑文中得到印证，碑文称“公名国英，字彦卿，汝宁上蔡人”。

雍正《河南通志》说范谷英“学博行高”。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三十一《汝宁府·人物》记载：“范谷英，上蔡人。至正间任河中知府，迁户部尚书、集贤院学士。”觉罗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卷八《蒲州府·永济县·虞都故城》中载，至正十八年，作为守御安抚同知的范谷英曾与宣慰使赛音齐达呼怀远一起参与了该故城的整修。此后，范谷英升任河中知府。据《兴修上官河水利记》记载，至正二十年，他奉察罕帖木儿之命总管晋宁路事。

范谷英本着“均利以息讼”的原则，对晋南龙祠泉域上官河长期存在的用水矛盾进行调解。除“大署文榜，溉田之令，自下而上，令行禁止，信赏必罚”外，“又设四纲以维持之，曰任人、曰行水、曰水则、曰陡门”。所谓“任人”，即“置四渠长以巡水而司赏罚……皆以行止廉慎、勤于劝农者为之”。“行水”“水则”“陡门”为取水细则，确保户户受益，避免水资源浪费。这也是我国较早的官方制定或认证的渠规水制，在较长时间内保证了当地用水灌溉的秩序稳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周亚的《明清以来晋南龙祠泉域的水权变革》《元明清时期晋南龙祠泉域的水利组织》和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友文的《平水神祠碑刻及其水利习俗考述》对范谷英这次制定上官河渠规、加强水利管理的行为给予了积极评价。正如段友文所说：“此‘四纲’作为用水法规，从用人到管理，从水利设施到浇地方法，都很具体、便于操作。”

范谷英生活的年代，正逢刘福通红巾军起义，他的起家与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密切相关。察罕帖木儿，字廷瑞，乃蛮氏人，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其父阿鲁温住在颍州，在元朝属汝宁府，所以，范谷英与他同属汝宁老乡。至正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组织地方武装，与李思齐打败罗山红巾军，升任汝宁府达鲁花赤。范谷英自此一直跟随察罕帖木儿，先后到过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历任山西蒲州守御安抚同知、河中知府，至正二十年，奉察罕帖木儿之命总管晋宁路事。因为他成功解决了当地用水问题，加之其能“均赋役以裕财，瘗死节以慰幽”，并有“温泉之役而冀方定，河上之挞而晋境宁”的武功，所以雍正《河南通志》说他“以卓异著称”，《兴修上官河水利记》说他的名字“上达天聪，下兴舆颂”。至正二十六年，范谷英任户部尚书。觉罗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卷十四《关隘》记载，他曾在今天的山西省荣河县南十里设白马渡“击逆党”。至正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在围攻益都时被田丰、王士诚刺死，他的外甥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地位、得到了他的兵马。扩廓帖木儿，即民间所称的“王保保”，他出生在汝宁府光州固始县（今信阳市固始县），与范谷英同为汝宁府人。

李材的《解酲语》记载：“尚书范谷英赐食帝前，食韭芽面，旨之一箸而止。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岂敢！但天厨珍味臣已领恩矣。山妻久厌糟粕，将以遗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见之物也。’帝令尽服之，复赐一帖以归。”意思是说，户部尚书范谷英被皇帝赐了一碗韭芽面，他刚吃了一筷子就停了下来。皇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这面不好吃吗？”范谷英起身说：“这么好吃的面，我能吃到就感受到皇恩浩荡了，只是我的夫人天天吃糠咽菜，没吃过好东西，我想把剩余的面带回家，让她知道朝廷有很多老百姓见不着、吃不到的好东西。”皇帝一听很感动，让他把这碗面吃完，另赐一碗让他带给夫人。

这位元朝皇帝就是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明军进攻大都，他仓皇出逃，蒙古就此退出中原，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也就此结束。

从范谷英死后葬于今天的上蔡县邵店镇来看，他没有随元朝廷逃亡漠北。《元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顺帝十》记载，至正二十七年，元朝统治集团内讧，扩廓帖木儿的政敌“貊高杀卫辉守御官余仁辅、彰德守御官范国英”，这个“范国英”就是范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