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龚清海

□ 程 扬

“我很幸运，当过杨勇将军的兵，也跟着参谋长潘焱当了半年多勤务兵。党和国家照顾我，现在每个月发1000多块钱给我，驿城区武装部还多次看望我，我的心里感觉很温暖。领导告诉我，我作为老兵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是应该的。”

老龚说，在旧社会，逃荒要饭与当兵都是为了活着。

“我父亲名叫冯绍先，也当过兵。一开始，他租佃土地种庄稼，不仅交地租，还得交‘保护粮’，官府也征收苛捐杂税。我父亲就当兵去了，在中原大战中打过国民党。”

“我的爷爷以前住在黄河北边，吃过黄泛区的苦、蝗灾的苦，也被外国侵略者欺负过。眼看黄河年年泛滥，爷爷就带着奶奶与父亲，逃荒到了汝南县，住在破庙里，靠着要饭活命。后来，我的爷爷见附近人家都吃糠咽菜，觉得要饭没指望了，便跪在保正门前，求到光管饭、不给钱的差事，在保正开的店里搬运东西换点吃的，就此保住了命。”

“我15岁那年，家里住满了军人，我们一家人挪到院子外的柴火垛旁住。有个军官叫我跟着他当兵，我父亲同意后，我就去了。”

老龚说，他的好日子是从当解放军战士开始的。

“我被分配在卫生队。一天夜里，炮弹落到卫生队住的棚子里，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这些没建制的兵，一遇到解放军就赶紧过去求助。我们这群人，都愿意留下来。我留下来还是当卫生兵，统归司令部管，隶属杨勇将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工作内容是抬伤员、照顾伤员。解放军部队学风浓厚，我也成了学习积极分子。转战到贵州省时，我能看懂报纸了。军区参谋长潘焱看我勤奋且动作麻利，让我当了勤务兵。后来，跟着军区参谋长潘焱慰问伤员时，我见军区卫生队缺人，又自愿到卫生队工作。”

“解放初期，贵州省的剿匪作战很不顺利，国民党残余分子、恶霸地主与当地土匪勾结，拿枪的反动武装分子有11万人，到处搞暗杀、破坏活动。因此，贵州省军区人员伤亡惨重，参与土改工作的干部人员有一半是从河北、河南、山东来的，经常遭到袭击。1950年，卫生队的重点伤病员的主要来自部队；1951年以后，卫生队的重点伤病员主要是土改工作人员。重点伤病员的病情有枪伤、水土不服、发烧、长疥疮等，卫生队员都是苦出身，不知道什么叫脏累，一天到晚忙着给伤病员清理伤口、换绷带、擦身子。那两年很忙，有的卫生队员一天一夜顾不上吃饭，有的卫生队员顾不上睡觉，好多卫生队员都累病了。”

“1952年冬天，贵州省的土匪剿完了，国民党残余分子清理了，土改的事差不多了，伤病员也少了。我接到家里来信说我哥去世了，父母盼着我回家，让我回家看看。其实，我愿意留在部队，战友比亲人还亲，大家一起做好事、学知识，当了解放军战士后，我能读报会写信了。我写好申请交上去，找参谋长告辞。临回家前，战友送了一兜烙饼给我当干粮。”

“我去当兵了，我的父母很后悔。我哥符合当兵年龄，父母让他躲出去了，阴差阳错让我当了兵。我哥刚回到家，保长就逼我哥给他当长工。我哥干了一个多月，回家见父母吃的是糠菜糊糊，连馍都吃不上，恳求保长赏两斗高粱算工钱。保长一听翻脸了，威胁我哥不给他干活就去当炮灰。父亲没办法，让我哥给他干活。这一来，保长专门折磨我哥，让我哥白天装车、拉车，晚上推一夜磨。我哥推磨到天明，在回家路上，突然倒地，再没醒来。”

“保长逼死我哥的那天，乡亲说国民党败了。果然，没几天，十几家逃荒的村民回来了。乡亲与父亲一起揭发保长的罪行，最后，保长被法办了。”

“我回到家，看到父母老了很多，弟弟又小，土改分的地缺劳动力。我就给部队和潘参谋长写信，回信说我属于复员革命军人，让我好好在家乡建设社会主义，有困难找政府和当地武装部解决。过了十几年我才知道，贵州省军区后勤部还给汝南县武装部寄了我的复员军人函。”

龚清海最后说：“新中国成立后，我没啥困难，没找过政府，也没去过武装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