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丨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情报界没有科学溯源能力

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情报机构90天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摘要“出炉”，不出所料，草草的498字，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没有定论。为什么要用情报部门进行病毒溯源？从事病毒溯源工作的美国科学家为何收到死亡威胁？报告出来前，谭主找到了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公共卫生学院之一——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院长斯滕·维尔蒙德博士聊了聊，作为世界顶尖传染病流行病学家，想看看他对美国政府种种怪异举动的看法。从五月份以来的持续交流中，维尔蒙德博士反复呼吁、强调的就是一句话，要用科学而非政治来应对危机，因为“科学永远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斯滕·维尔蒙德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谭主：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第一阶段溯源结果，美国随即要求情报界（IC）对世卫组织的溯源报告进行内部评估，美国为什么要用情报机构进行病毒溯源？设置90天的调查反馈期限有科学依据吗？

斯滕·维尔蒙德：情报界，如中央情报局（CIA）是专注于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调查机构，但他们没有实质性的公共卫生和病毒学实验室科学能力。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医学目的的反应，因为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太大了。大家都想知道病毒是从哪儿来的，美国政府也想知道，但我觉得情报界是最不可能在这件事上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或警示的部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和其他全球合作伙伴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会更有意义。在我看来，科学家们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会比情报机构做得更好。

谭主：现在关于病毒溯源，越来越多的线索和疑问，已经指向美国。现在全球有超过2500万人在呼吁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展开调查，美国政府会回应这样的民意，并同意对德特里克堡进行调查吗？

斯滕·维尔蒙德：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发生过泄漏事故，美国疾控中心报告过实验室泄漏事故，德特里克堡是军方的实验室，包括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发生过泄漏，这是一件在全球都普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需要更规范的实验室操作来降低任何情况下发生意外的风险。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说，需要从多个层面采取措施，把实验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越是致命的病毒，越应严加防范。

谭主：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讨论中，一直充斥着政治化的杂音和干扰。可否请您从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的角度，帮助我们排除杂音，指出病毒溯源真正切实可行的路径。

斯滕·维尔蒙德：我认为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现在这个问题被政治化了，全球公共卫生已成为一场政治足球，被踢来踢去以试图获得政治优势，我确实也有同样的忧虑。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为了政治问题而把人们的生命当作工具。如果 1950年代的冷战高峰时期美苏两国尚且可以为战胜天花而开展合作，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在公共卫生、医学和护理等学科中，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当前，我们应该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力量，让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建模专家、实验室安全专家、院感专家、饮食偏好专家，全球人口和动物流动专家等组成最好的队伍，来彻底调查起源，并尽最大努力找出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在哺乳动物中的存在状况，再看看实验室污染会有什么风险。因为实验室安全问题在科学的语境下，是所有这些研究中合理而必要的一环。但至于那种纯粹的推测，认为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并没有任何证据。总之，由科研人员做一些真正的研究，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让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合作来找到源头，我认为人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观点。

谭主：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扎克先生参与了一月份世卫组织在武汉的第一阶段溯源研究。我们从美国媒体上了解到，回到美国后，他因为支持新冠病毒的“自然起源论”而受到死亡威胁。您是否也因美国政府在溯源问题上的政治化立场，而感受到同样的压力？

斯滕·维尔蒙德：你问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前的美国是高度政治化的。这让人想起内战之前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美国的极端两极化。而与我年轻时相比情况也非常不同，当时有自由主义者，有共和党人，有温和派，而现在似乎有更多的人处于两个极端，导致文明的讨论都很少。

我的确收到过仇恨邮件。一旦我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就会收到仇恨邮件。福奇博士，美国传染病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收到过死亡威胁。但以前不会这样，我想这是近年才出现的情况。

我们处在十分不良的氛围中，我不知道死亡威胁是否是真实的，还是只是躲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人试图恐吓我们的手段。但是，当我收到那些仇恨邮件时，我没有被吓倒。它反而激励我更坚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坚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卫生和医学方法，因为这是我作为决策者和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的工作。

谭主：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全球引发新一轮的疫情高峰，这一轮传播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全球又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异毒株带来的挑战？

斯滕·维尔蒙德：很不幸，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染性的确更强。最新的数据表明，它可能与水痘具备同样的传染性。这将是对我们控制疫情所付出努力的巨大打击。而当病毒的传染性变高时，就需要更高的疫苗接种率以达到群体免疫，我认为三个最为优先的事项就是疫苗、疫苗、疫苗！

当前生产的很多疫苗很大程度上都被用于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迟迟不能慷慨解囊。而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疫苗供低收入国家使用，这非常慷慨。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非常严格地应用了公共卫生策略，包括大规模的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必要时的封锁、有效的公共交通策略、高效的接触者追踪、病毒检测以及疫苗使用，一系列措施的成果非常突出。并且中国疫苗的造价更低，而且能够大量生产，这可能意味着广泛接种。在全球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中国的疫苗将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谭主：现在全球卫生合作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斯滕·维尔蒙德：可以发挥许多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的作用。例如，公私伙伴之间的合作就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不擅长制造药物、疫苗、呼吸机等个人防护设备，但公司擅长于此。这方面我们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例子。其次是跨境合作，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以较低成本获得制造许可的机会，这样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制造自己的疫苗，降低成本，加强供应。

全球的科学家相互分享的经验，是应对疫情的有力武器。早在三月份，我就接到了一位中国同事——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电话，告知了我们疫情防控的方法。我们也与非洲等许多国家分享交流了经验。这很有帮助，也非常鼓舞人心。你知道我们有句英文谚语——让爱传出去。如果你受到了帮助，那么也应该帮助更多的人，来作为回报，在全球的科学家们中间形成了这样一个互帮互助的网络。随着疫情的激增，许多中国的大学向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同行伸出了援手。因此，我们依靠彼此，也可以互相帮助。

最后，我想请大家一定一定不要盯着那些过眼即逝的标题，在极度极化的政治环境里，也请记得，还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将认可我说的，并相信面对危机，科学与合作永远是解决方案。如果在科学家之间建起高墙，将科学政治化，我们的后代不会为此感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