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

耿永红

太阳把光明带走之后，黄昏就紧逼了过来。暮色正一寸一寸爬上来，再一点一点渗进我的身体。想到未来那些无穷无尽的黑暗，将会像黏稠的沥青，不由分说涂满我的身体，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路两旁密密麻麻布满的都是庄稼、青草，散发着植物的气息。蜻蜓喜欢草尖，累了就憩息一会儿，草尖就是它们临时的家。而高处，蝙蝠在天空飞舞着，它们的舞姿优美，它们的自由、欢快让人嫉妒。

天渐渐黑了。

无论怎样延宕，蚂蚁一样慢慢挪动着步伐，还是离家越来越近了。事实上，和我一起回家的还有一个女同学。她有时劝我几句，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就那么静默地陪着我走。从远处看，这是多么奇特的一景：两个少女，正处在黄金时光，却脸色阴郁、步履沉重，看起来那么不快乐，仿佛她们之间闹了矛盾，没有笑声、没有歌声，沉默像是502胶水，粘住了属于这个年龄的活泼、灵动。路两边的杨树静静伫立着，若是有风拂过，就会很开心，拍着巴掌，轻歌曼舞，仿佛生活一直是这么美好，需要它们由衷地表示赞美。

自行车丢了。

是我家的。放学之后，在老地方，它不见了。我就开始找，我的同学也帮我找，整个校园转了几圈，还是没找到。师生像潮水一样涌了出去，整个校园空荡荡的，仿佛一个被铃声吞吃掉了肉馅的大包子，只余下一张干瘪的皮，软塌塌地伏在那儿，了无生机。一个女同学一直陪着我，她那扎得高高的马尾辫随着急急忙忙走路的姿势，一荡一荡的。当校园里的人越来越少时，我已经濒临绝望的边缘。她告诉我，她决定陪我回家，一起把这个黑暗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我没有拒绝，因为我已经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自上学以来，我遭遇了平生一件大事，把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给弄丢了。

那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已有近十年历史，整个躯体早已破旧不堪，没有车铃，链条锈迹斑斑，若不及时上缝纫机油，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老鼠咬木头的噪声。按年龄来算，这辆车子已经进入了暮年，可谓是我家的功臣。车子是二八加重车，飞鸽牌。它是父亲出远门办事的必备工具。我家穷，子女多，父亲经常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家里这辆唯一的交通工具被我弄丢了，按父亲暴戾的脾气，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很重，父亲一向不苟言笑、面色严峻，他的眼光拂过，我们就会感觉有一阵冷风刮过，禁不住会打一个寒噤。但父亲也不是一味地严肃，总还有例外的时候。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得了一场怪病，头晕、乏力，不想吃饭，总是嗜睡，吃药、打针也没治好，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好休学回家。农村人信奉偏方治大病，父亲便骑着这辆自行车带我踏上了治病之旅。邻居古道热肠，一有相关治病的消息就通知我父亲，于是东南西北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有的路段不好，只是一条庄稼地里岔出的羊肠小道，拖拉机和架子车的车辙很深，走起来坑坑洼洼的，七颠八倒，会折损车子的寿命，父亲就会让我下来，他推着车子走；有时正好刚下了雨，道路被泡得软乎乎的，根本无处下车，父亲就索性扛着车子前进。那时的父亲，身体强健，孔武有力，那么笨重的车子扛在肩上依旧大步流星，仿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跟在后面一边小跑着，一边用钦敬的目光追随着父亲。

也有这样的时候，经过漫长的跋涉，因精力消耗太多，我坐在车子后座上，疲乏无力，昏昏欲睡。父亲怕我打瞌睡从后座上掉下来，就努力给我讲笑话，有的笑话一点儿也不好听，我听了无动于衷；有的笑话很好听，我听了哈哈大笑。父亲看到我笑得开心，也笑了。我们笑得车子微微颤抖、身子东倒西歪，仰脸望向天空，天空湛蓝明净，仿佛被我们的笑声感染，也是微微颤抖。后来每每回望，于记忆深处，我都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看到一个刚劲有力的人在努力蹬着自行车，后座坐着一个穿花格子上衣、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他们有说有笑，他们的影子在一条长长的路上前进着，最后风驰电掣一般，人和车都消失在路尽头了。

如今，这辆为我家立下汗马功劳的自行车，却被我弄丢了。

女同学一路都在咒骂着小偷儿。她脾气一向泼辣直爽，这时正像一只被惹急了的蜜蜂，恨不得以性命相搏，将毒针刺向可恨的小偷儿。虽然我们走得很慢，但还是到家了。屋子里透出昏黄的光芒——平时看似像烤黄的面包一样温暖的色彩，此时分明有了冷峻感。因我比往常回家晚，母亲正焦躁不安。面对家人，我说不出一句话，女同学就替我把丢车子这件事情讲了一遍。屋子里先是静默，使人压抑、憋闷。隔了一会儿，似乎没有想象中的暴风骤雨，父亲和母亲也没说什么，只是淡淡说道：吃饭吧，天晚了。也许是因为有女同学在吧，他们虽脸色不好，也不便发火。

忐忑整整伴随一夜，我都没睡好。女同学劝慰了我几句，就进入梦乡了。院子里很安静，偶尔会有几只狗的吠声遥相呼应着。地上没有月光，浅蓝色的窗帘外面一片漆黑，偶尔有几只蟋蟀歌吟，似乎生活之于它们就是永远无休无止的抒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丢车子这件事，像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底。

直到第二天上学，父亲和母亲也没就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看法，仿佛丢自行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仿佛这件事情根本微不足道。但很久以后，听母亲说，我也才知道，父亲在第二天上午就去了学校，将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找了一遍，但终归还是没有找到，车子是真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随后的几天，父亲也没有在我面前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件在我看来天大的事，为什么父亲会选择隐忍，为什么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时间久了，这件事情也淡化下来了。只是每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都会隐隐作痛，那辆自行车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那个女同学初中毕业后去了湖北武汉发展。初始，我们书信来往频繁，她在信中谈及工作、恋爱以及在城市生活的种种感慨，还寄来相片，说是在武昌照的。相片中，她站在一处莲花池畔，看上去知性、明媚，和在初中时期的青涩、稚嫩相比，仿佛是一只脱掉躯壳的蝴蝶，涅槃之后，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再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彼此之间亦是“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无处问”了。茫茫人海，她把我丢了，我也把她丢了。

后来，说到这辆丢失的自行车，父亲说：“车子丢了，再发脾气有什么用。改变不了的事情，就是再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当没发生过吧。”说这话时，父亲正坐在椅子上抽烟，抽得有滋有味。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深纹历历，身上全是时间碾压过的痕迹。我恍然想起，父亲当年骑着那辆飞鸽牌二八加重自行车带我看病，看到一个刚劲有力的人在努力蹬着自行车，后座坐着一个穿花格子上衣、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他们有说有笑，笑得车子微微颤抖、身子东倒西歪。仰脸望向天空，天空湛蓝，仿佛被我们的笑声感染了一般，也微微颤抖，然后风驰电掣一般，人和车都消失在路尽头了。

那一年，我上初二，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