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小人物 ——《四十七个深圳》后记

　　□张运涛

　　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往前可以追溯到2011年。天正热，一位年届七十的文友邀我去深圳。我去深圳做什么呢，不买不卖，又不打工。最重要的是，我不擅交际，不擅与陌生人相处。文友说去看看深圳，中国最年轻的现代化城市。人家态度诚恳，火车票都买好了，还说那边已经定好接站的人。我被“逼上梁山”，因此结识了文友，见到了几个20多年未曾谋面的高中同学。

　　那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市，人们奔来奔去，只为成为神话。我的那些同学，有开厂的，有做贸易的，还有开诊所的，共同点是，都买了房，孩子在深圳的公立学校读书，算是扎下了根。他们的业余生活就是消费，就是娱乐，我跟着他们，每天也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做梦似的。视线以内没有为活下去而挣扎的人，直到见到我弟弟。

　　那是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得抽空见一下在工厂当保安的弟弟，他和弟媳一直在深圳打工，租住的房子逼仄潮湿，电扇呼呼地响。我一下子坠入另一个世界。吃饭是我找的地方，粥铺——想着便宜。没想到，深圳没有那种白米粥，只有海鲜粥，贵得不得了。我替弟弟心痛，他应该从来没有这么奢侈过吧。

　　回来的火车上我就在想，弟弟和我那些高中同学初来深圳时都一样，都是外来者，但为什么弟弟在工厂勤勤恳恳，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而他们却如鱼得水？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深圳，认识的务工者越来越多，老乡、同学、学生……那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我想写一本书，写深圳的务工者。最初只是想写那些老板们，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他们不只关心一时的成败，更渴望成为社会的参与者，渴望看到自己和社会产生关系，渴望看到饱满的自己。但又觉得不够全面，务工者那么多，平凡者更多，我应该有更多的样本，来映射这个大时代。我意图远大，期望它可做史料，也可为后来者借鉴。

　　这个创作思路通过了中国作协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办公室的审核，同时也得到了河南省及驻马店市宣传部门的支持。2016年至2018年，我先后6次去深圳、东莞，有计划、有目的地采访了一百多人。他们中既有“60后”，也有“90后”；既有在深圳落地生根的，也有像我弟弟那样在工厂做到退休回老家的。

　　动笔的时候，才发现掌握的素材不够。每次采访，基本上都是听被访问对象随意讲述，缺少针对性。好在电话方便，微信预约好时间之后，又进行了一番补充采访。

　　写到中途，发现已成文的11篇很单调，更像简介，不好读、不耐读，缺少文学性，只能全部作废。正好又有朋友邀我自驾去深圳，我干脆合上电脑，往行李箱里塞了《聊斋志异》和《史记》，出发了。

　　我们选择大庆到广州的高速，一是车少，二是顺便可以去几个红色景点转转。在井冈山，我们看了《井冈山》实景演出。现场的枪炮声倒是震耳欲聋，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演出没有处理好真实与文艺的关系。由此，我想到正在创作的作品，读者要的肯定不只是干巴巴的人物经历，我得找到切入点，找到表现他们的文学手法。

　　有次赶饭局的路上经过深圳西站，陪我的学生说，这是深圳最老的也是条件最差的一个火车站，停靠的都是绿皮火车。2002年，他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站要拆掉。为什么还没拆？学生答，可能是为农民工着想吧，毕竟还有那么多低收入者。那一刻，我突然领悟到该怎么写弟弟了。

　　我决定放弃被访者的业绩，将笔墨转向被采访者生活或性格的一个方面，以小说和史料相结合的手法，来映照他们的得与失。我重新整理了采访笔记和录音，生出一些想象，尤其是他们的生活细节。我相信，这是趋于文学的真实，它能抚平褶皱，更能探知人性幽暗的欲望，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沉着、更勇敢。

　　相比深圳在历史相度及经济容量上的阔大，这四十七个人物无论是老板还是工厂打工者，都极其渺小。我不自量力地希望，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看到这些渺小人物身上阔大的一面——那应该是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阔大。希望，文学能在细微处找到表达当下的切口。

　　注：《四十七个深圳》为2018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2021年6月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张运涛，河南正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小说集《温暖的棉花》《我们生活的年代》《斑马，斑马》，散文集《一个人的县城》等。曾获梁斌小说奖、《广西文学》2011年度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作品入选“中原八金刚”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