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融合发展中极具生命力

文/孟云飞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从广义的角度讲，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在中国古代，由于地域限制，文化便依附于商品交流进行传播，甚至通过残酷的战争而带来文化的融合。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更具有在融合中获得新生的极强生命力。

　　从狭义的角度讲，就要具体到文化本身的特性。《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中华文明从河图洛书为起点，衍生出文字与图画，二者同源而彰显东方文化之精髓。在历经甲骨文的象形表达，大篆的随意赋形，小篆的一统天下，隶书的大汉气象，楷书的百代标程，行草书的畅情达意中；与佛教造像、壁画的奇诡幻彩，庙堂壁画的歌功颂德，宋元院派缜密细腻的色彩造型表达，文人写意的雅趣与赋情，形成浩如烟海的东方书法与绘画两大领域。文字与图，本身具备强大的传播功能，记录和传达着人类心灵深处的道义与情感。当文字上升到书法，图上升到绘画的艺术范畴，却自然而然在技与艺的互为渗透中，形成东方美学殿堂中博大精深、璀璨夺目的两大同源艺术板块。

　　书画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原始驱动力。特别是书法，著名学者熊秉明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而‘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此观点一经提出，仿佛为千年书法寻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定位，很快得到整个文化界的广泛赞同和推崇，影响甚为巨大。

　　如果单从技法的角度讲，中国书法和文人画并没有多么高深的东西，比如徐渭的墨葡萄，寥寥几笔，似有笔墨狼藉之意，完全信手画来，但却富含极深意蕴。再经典的书法，也无非是横撇竖捺点的笔画组合，线条的粗细变化，但却形成了探索不尽的书法之美。而正是在“极易入山却极难达到顶峰”的普遍规律作用下，才让中国书画有着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多元化审美空间，富有延绵融合发展生命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