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的“当代史书写”，构筑集体记忆

纵观当下的电视剧荧屏，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创作正持续在“当代史书写”的领域发力。

曾经一度，以当代中国为题材的电视剧类型并不讨巧。一种观点认为有些当代剧肩负着主旋律使命，就意味着政府买单，缺少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脱离观众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电视剧观众寻求娱乐刺激，不乐意直面现实，这就是古装、玄幻、谍战会大行其道的原因。但是这些观点放到如今，显然已不适用。眼下，当代题材已然成为国产电视剧的主力军，“脱贫攻坚”“抗疫”“改革开放”“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名词已化为鲜活的影像故事，共同铸造观众的集体记忆。在相关的电视剧作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以前所未有的“当代史书写”的方式深入人心。

一

涉及当代史的影像书写，其实最难把握的是和当下最为切近的历史事件。2020年，武汉取得抗疫攻坚战胜利后不久，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播出，剧组的编、导、演成员想必能感受到所演绎的历史事件近在咫尺的巨大震撼力。电视剧比之电影，更具有“实录性”优势，但和新闻纪实类节目相比，又包含相当比重的“虚构”情节。观众对于时事性强的电视剧集，往往有着更为苛刻的指标，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众的情感记忆不容轻慢，亦不容夸大。

《在一起》的完成度相当不错，剧中的故事情节均和真实事件有所对应，剧中的角色形象均取自抗疫英雄原型，例如张嘉益饰演的张院长（原型为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雷佳音饰演的快递员辜勇（原型为武汉快递志愿者汪勇）。该片对人物的形象塑造注重细节真实，对于角色的情感表达则相当隐忍克制。运镜与剪辑亦相当纯熟，既保证了历史重现所需的信息量，又充分体现了张弛有度的节奏把控——悲怆与不安情绪交织的病患家属、英勇但也会流露脆弱的医务人员、由小我思及大我的志愿者……角色转场及情绪的收放可谓不着痕迹。最值得称道的一场戏是，快递员辜勇第一次走入医院，目睹疫情暴发初期的医院内景，出门，再度折返，送给病人一副口罩，自此决定放下恐惧，加入志愿服务的工作。没有过多的情感铺陈或深情旁白，纯粹是“情”与“境”的一拍即合。事实上，这正是当代史影像书写能够做到不落窠臼的妙门所在。无疑，《在一起》作为时代报告剧，其短、平、快的创作体量、风格、节奏，相当适宜于表现时事性较强的题材。

当电视剧展现有一定历史沉淀的当代史题材时，则需要更大的剧作体量、周密的剧集安排。例如，《大江大河》三部曲试图完整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这样宏大的叙事绝非急就章可以承载。中国的电视剧制播体系不同于欧美国家按季播出，在长达数年时间内持续地吸引观众，并利用每季之间的创作期，将当下性的社会议题穿插于新剧情之中。中国电视剧通常是先制后播，播的时候多集一气呵成，剧情架构较为严整，但缺乏与现实语境的实时互动。

《大江大河》是一个例外，这部电视剧尝试了分段制播的方式。电视剧基本沿用小说原著的叙事框架，以三条人物线索分别对应改革开放中国有、集体、私营三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之路。平心而论，《大江大河》的分段制播并不意味着能够放开手脚，采取“与时俱进”的剧作改编；相反，分段制播的风险反倒加诸其身。由于疫情影响，《大江大河2》的拍摄一度停工，与第一部相隔两年之久，很有可能被观众遗忘。但由于剧集制作精湛，老观众未丢失，新观众又跟上，口碑一路高涨。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似乎都可以在这部电视剧中找到情感共鸣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仿若弹指一挥间，老一辈人重温荏苒时光；中青年则从累不死的宋运辉、赔不完笑脸的杨巡、三头倔牛拉不回的雷东宝身上，体味着时代“弄潮儿”兼“打工人”的艰辛和荣耀。剧作呈现出现实的粗粝底色，主要角色部分虚构、部分和真实历史人物隐隐相合，却不显拼接痕迹，这有赖于合情合理的情节编织为人物的情感逻辑提供必要支撑。而剧中穿插的政治、经济生活相关背景细节皆有据可考，撩拨了观众的满满一波回忆杀。不得不承认，除了剧作实力使然，这当中还需要些许时运的因素。所谓时运，就是每一部作品播出之际，能让现实情境中的观众获得镜鉴之可能，激发出共情之喟叹。

“我格外珍惜这个时代。所有的变化，都可能伴随着痛苦和弯路；开放的道路，也不会是阔野坦途，但大江大河奔涌向前的趋势，不是任何险滩暗礁能够阻挡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艰难险阻，我愿意为之奋斗！”《大江大河2》剧中人物宋运辉的独白，道出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声音。

二

近年来，脱贫攻坚题材剧的接连推出，是电视剧创作当代史书写一个浓墨重彩的主题，值得关注与探究。

《花繁叶茂》《绿水青山带笑颜》《我的金山银山》《石头开花》《一个都不能少》《经山历海》……一系列优秀脱贫攻坚题材剧亮相荧屏，是对脱贫攻坚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的艺术刻画，也成就了电视剧创作当代史书写的一个亮点，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留存于观众心目中的共同记忆。

例如，2021年初上映的电视剧《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刻画了年轻基层干部在偏远山村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故事。为了体现剧作源于生活、忠于现实，《江山如此多娇》在每集片尾呈现真实扶贫人物及其扶贫成果的微纪录片；《山海情》则以陕西、闽南方言出演，借语言的碰撞，体现幅员辽阔的中国所拥有的多元包容性。一众当红演员的精彩表演可称得上“脚底沾泥自芳华”，颠覆了他们以往时尚、俊美的偶像形象，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扶贫题材剧作没有拍成宣讲和说教的样式，打动观众的竟然是“蘑菇种出来了”“庄稼灌上水了”这样的朴素农家日常。观众被影像故事激起的“小确幸”不断累积，电视剧文本和现实语境美妙共振，将这一主题的讲述变得那么亲切又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独特的影像记忆。正如评论所言：“《山海情》这部作品之所以引来众多好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立足于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从一个独特侧面映照出宏观的时代图景，彰显了具有丰富意蕴的时代精神。‘山海情’的故事，是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缩影，也是新时代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缩影。”

假如要给《山海情》挑缺点的话，那就是篇幅稍显不足，中间关乎人物成长的段落似有删减。电视剧艺术除了“实录性”这一特长外，还有一项特长就是创作体量充沛——容许观众细细体味剧中角色渐进式的成长。显然，《山海情》让人意犹未尽之处在于，这种“历时性”体验不足。如未来有更充裕的资金、创作时间支持，此类当代史影像书写值得拥有更长的篇幅和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

中国当代史的影像书写究竟能迸发出多持久的力量，当下不好评判，但向好的趋势颇为明显。例如，除主流电视剧制片企业外，网络平台电视剧也在加入当代史书写的行列。今年2月上档的网络剧《约定》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以社区民警串联起社会民生百态，从小处着眼大时代变迁；网络首播的《刑警之海外行动》，则对应中国于2015年启动的“天网”行动，观众从剧情、人物的设置中能够体察该剧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甚至连国外文创IP的本土化改编剧中，都能窥见当代史的草蛇灰线——根据日本漫画《棋魂》改编的国产网络剧《棋魂》（2020年），播出后令年轻观众赞赏不已，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棋魂》的本土化移植建立在对中国当代史背景的重视之上，第一集开场正好对应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代背景，电视剧通过场景、道具、服装、台词，将时代变迁一一植入，这一历史阶段恰好也对应了中国当代围棋事业的崛起之路，令观众浑然不觉这原本是一个日本故事。全剧虽然充满玄幻色彩，但时代精神赋予剧作的真实感扑面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视剧进军海外之路已持续多年，原先国外观众追捧的中国电视剧多为古装或玄幻剧，但随着近期《三十而已》在韩国等国的热播，海外观众的兴趣点开始转向当代中国故事。《三十而已》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书写，但毋庸置疑，其中传达的信号是：海外观众对崛起之当代中国充满好奇。从需求侧出发，当代中国故事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国际。中国电视剧着力于当代史影像书写，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可谓意义深远。

三

有一句西谚：“在薯条诞生前，土豆已存在了千万年。”人们视电视剧为快餐文化，如同薯条，拥有即时的香酥口感，但却无法历久弥新，换而言之——无法拥有土豆一般的历史底蕴。对于书写当代史的电视剧而言，所谓“土豆”其实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材料。历史学家需要搜集史料，故纸、卷宗是可靠的来源，但有谁会要求电视剧具备“文献价值”呢？这就好像无人要求薯条必须百分百提供土豆的营养价值。其实，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电视剧艺术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涉及当代史的电视剧文本已有能力把电视剧这样的“虚构文学”做成可靠的史料文献。欧美电视剧中被奉为经典的《火线》《黑道家族》《广告狂人》等长篇剧集，均是立足于当代特定历史节点，选取典型人物和情境，动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细加雕琢，精准还原。其艺术成就位列叙事艺术殿堂中，毫不逊色。

有关叙事文学的文献价值，并非当代新鲜的说法，而是古已有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述：在希腊波斯战争中，米利都城在战争中被毁，时隔两年后，悲剧诗人普律尼科司写了一部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本，上演时全体观众悲声一片，令新上任的统治者心悸不已。这部最古老的文献剧的问世，似乎印证了一点：那些更接近史实的故事更能激发观众的共情，触发难能可贵的集体记忆。当我们想要确保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会被后人遗忘时，可以将其写入历史卷宗，但一种更能激发共情的做法则是将其编写为故事。电视剧作为当代最通俗和普及的大众叙事艺术，具有和长篇文学作品相类似的艺术体量，也能容纳相当可观的艺术细节，提供历史卷宗无法还原的平民个人史，以影像手段再现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和人类生活、行动细节。具有“文献价值”的优质剧作，值得影视界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尊重，人们无法将其视为薯条快餐。例如，将《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走向共和》《觉醒年代》等剧连缀在一起来看，就是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绝佳视听补充资料。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国产电视剧，能有意识地运用有说服力的史学观进行创作，在坚实可靠的历史逻辑引领下，把握历史脉络，有意识地接续和传承中国精神，应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有所裨益。

关于当代题材影视作品在主旋律影视创作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此无须赘述；而关于其创作难度，则不可不提。看似遍地都是素材可随手采撷，但创作过程绝非简单的闭门造车：一方面是事无巨细的田野考察——考察不仅是下生活、蹲点采访，还包括观察、分析相关历史事件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项要素，方能不脱离相关史实和历史逻辑；另一方面是要体察民心舆情，善于把握时代脉络，在此基础上塑造可亲、可信的角色，因为电视剧中的人物会在一个较长的播出周期内，伴随观众共同成长，因此角色须拥有足够的成长潜力，既有鲜明个性又含人类共性，方能引发观众共鸣，令其信服。

当然，历史学家未必完全认可一部电视剧的“文献价值”，仔细挑拣也必然毛病不少：或嫌其不够严谨，与史实多有出入，甚至不少角色均为虚构、张冠李戴……但是，对于无暇阅读史书的普通观众而言，这种立足历史、观照历史的电视剧是他们“以史为鉴”、获取精神养料的一个渠道，并能促使观众在观剧后，进一步对照历史著作、比照现实问题，深度了解和思考历史之于个体生活的重要影响。

历史不断在重温和传诵中被铭记，当代史距离人们生活的年代较近，因此对于当代史的故事化呈现，还可以得到亲历者的反思和校正，并反向作用于现实语境。商业电视剧可以选择短期的话题性，为观众提供即时享受，但严肃的电视剧创作可以将历史照入现实，追求其更为恒久的文献价值。当我们以更为长远的目光看待电视剧艺术时，不可否认其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文化思考与教育意义的价值，在观剧、研讨、反思过程中，这种积极的互动也终将构建属于我们的不可替代的“想象的共同体”。

（周倩雯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