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出发 ——“长卷大师”李丁陇的传奇人生

夕阳无限好拼尽全力绘就两千米长卷

坐落于浙江盐官城内堰瓦坝的陈阁老宅，始建于明晚期。而古老建筑中的“双清草堂”匾额就是李丁陇所题。应该说，晚年的李丁陇从未停下为民创作的脚步。

现家住上海的乐建成是李丁陇的学生，年近七旬。他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师，曾深受李丁陇的言传身教。在恩师去世后，他饱含深情回忆与其在一起的最后日子，听来令人感怀。

乐建成回忆，最令他难忘的是协同恩师创绘《和平世界图》中200余米长城部分的那些日子。

1993年11月的一天，李丁陇在他的“八法草堂”画室里与乐建成谈起了长城部分的构想。“国外有人指责我们好斗，事实真是如此吗？求和平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的传统。筑长城是为了防御，而不是攻击别人。孔子说，和为贵，斯为美。唐僧西域取经，鉴真东渡传经，郑和下西洋，都体现了我们的包容。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李丁陇说，“别人也画过长城，那都是山水画。我们画长城，更要表现沿途的风土人情，表现附近的名胜古迹，如敦煌的莫高窟、西安的大雁塔和兵马俑、黄河边上的永乐宫、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等，表现长城内外的历史与现状，为长城立传。”

为此，年迈的李丁陇北上河北、陕北进行实地考查、写生，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长城的图像、文字资料，潜心研究。

在这基础上，李丁陇先拟草图，斟酌后再定稿，乐建成在旁协助。从大漠深处的嘉峪关，一直画到山海关老龙头入海处，绵延万里的长城，整整用去了一刀宣纸。“老师添加沿途名胜古迹，绘成正稿。凭着他老人家对长城建筑结构的了如指掌，对长城诸关城的如数家珍，对长城历史文化的深刻见地，创作出这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长篇巨制。”他回忆，老师虽年事已高但仍孜孜不倦，每天都工作至凌晨。

“我每每登门求教，老师都有滔滔不绝的构想，都有让人目不暇接的新作，令人感动，令人振奋，给后学以巨大的学习与创作动力。”在恩师的影响下，1991年起，他用2年多时间完成了50幅系列国画《山风》。

“每次去老师处我总带上几幅画稿，请老师把关。时而老师兴来，会以浓墨重彩在原画上调整轻重虚实。当整个系列完成时，老师兴致勃勃地铺开宣纸，慎重地为我题写了画名。”在恩师最后的日子里，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谈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大事，谈的是敦煌绘画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谈的是即将竣工的2000米长卷《和平世界图》。他含蓄地把赶绘称为“打仗”，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乐建成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探望恩师的情景：他扶着老人家从客厅走到画室时，感到老师的身体轻了许多。但他的思路依然清晰，目光依然有神。恩师靠在沙发上，示意让他打开带去的画作，边看边赞许地点头，不时提出修改意见。随后，他抬起手，指着画桌上那一大摞画作说：“那是我这几天赶绘的抗洪部分，打开看看吧。”

那浩荡的画面，那惟妙惟肖的人物，那精湛的题记，谁会想到这出自95岁高龄、身患绝症的耄耋老人之手！李丁陇要赶在1999年2月完成《和平世界图》长卷，向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不幸的是，这位可亲可敬的倔强的老人在1月22日倒下，未能看到《和平世界图》最后的整体展出。

噩耗传来，乐建成连夜赶往老师家中。

1999年1月31日，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金炳华、谢丽娟等上海市领导及各界人士百余人前去送行。

李丁陇一生清贫，经历坎坷，性格怪僻，被美术界称为“怪人”“野人”“奇人”“疯子”，极富传奇色彩；其技艺、性情、思想、道德等，曾让众多人叹服、推崇；他不忘众生、忧国忧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令后人肃然起敬。先生身后的那些画卷，那些倾注他毕生心血的长篇巨制如子夜的恒星熠熠生辉。

时代深处的回响人民心中“永远的李丁陇”

“崇德吾弟：如面。你的来信已收到，自上海一别已半年有余，时逢乐家同志返沪，捎信得知你身体欠安，甚为挂念。近来我身体尚健唯颈椎之疾所困，长年伏案所致，常常按摩减轻。上次谈及书法要诀，运气之法，吐纳、行气、坐禅、静坐等气功法是以运行而表现美的要求，力透纸背，故日（益）气透纸背。劳逸结合，方能写画持久。最后，代为全家问好！进步！李丁陇。八月十二日。”

致力于弘扬李丁陇书画事业的郑玉山珍藏的这封上面印制有“八法草堂用笺”几个红色大字的信札，发自先生生前居住的那个位于上海的寓所。点滴文字，令人能够触摸到先生日常的温热与胸襟，他的谆谆教诲，他的矢志不渝。他对书画的热爱伴随他的一生，他的每一个扎扎实实的脚印都见证着一代大家的不凡履程。

而同样致力于弘扬李丁陇书画事业的河南省新蔡县农业银行的孙继伟珍藏着一幅先生的素描《纪念白求恩》。画面上身穿军装的白求恩斜跨一个药箱，在素描的右边先生认认真真题下“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先生当年作画的心境，应该是他一生为民作画的真实胸襟的袒露。

先生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为艺术献身的一生。他毕业于中原艺术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在西安先后任《艺阵》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伉俪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教授等职。1937年秋，去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历时8个月，吃尽千辛万苦。1941年，他汲取敦煌壁画精华，创作了长卷《极乐世界图》。他让人们“认识莫高窟、同情敦煌艺术”的宣传和呼吁，促成了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国土沦丧，人民受难。李丁陇满腔义愤，不仅通过绘画宣传抗日，还多次举行义卖捐献。敦煌往返，他一路义卖，仅敦煌一地就卖画100张，收入悉数捐献。在西安他任校长的学校，对所有流亡学生免收学费。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西北各地，多次举办募药画展、救济难童募捐义展等，用自己的画笔为抗战出力。

1938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使豫东大地黄水连天，哀鸿遍野。1940年，为了把灾区惨象告白于天下，李丁陇从花园口开始，顺着泛区东行，用画笔描绘土地淹没、人畜溺毙的灾情。1945年，他再去泛区，描画泛后良田变沙漠、人民游离失所的苦景。他两次泛区之行，艰苦备尝。两幅《黄泛写真图》，各长40米，展出后，观者无不深受感动。后来，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克利夫兰将两幅画的副本拿到美国展出。

美国邀请他赴美举行画展，一些国民党要员纷纷向他游说，劝他“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话”、“到美国去成名发财吧！”李丁陇毅然拒绝去美国。这惹恼了国民党当局，不准李丁陇的画展出、出售，并扬言要捉拿他。他处处受到刁难，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只身潜往江西避难。在江西，他遍访名山大川，不仅饱览了自然风光，还接触到红军长征时的许多动人事迹。一连几个月，他在深山老林里辛勤作画，终于绘成长卷《赣江行迹图》。不久，他回到上海，根据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动手创作了连环画《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当局得知后又要捉拿他，他躲到绍兴乡下坚持绘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李丁陇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遇到友人董希文。他与董希文商量如何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后来，董希文画了《开国大典》，李丁陇画了《御马图》。这幅画长40米，以赛马情景贯穿，画了骏马五六百匹、骆驼数十峰、人物六七百，形态各异，气韵生动。1950年“五一”劳动节在北京展出时，这幅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些著名艺术家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李丁陇专心从事教学，培养新一代美术人才，先后任上海学院、上海商专和上海师范学院教授，桃李满天下。

1955年，他画了《双百图》一卷，长40米，后来赠给到我国访问的前苏联元帅伏洛希罗夫作纪念，由前苏联博物馆收藏。我国有关领导在前苏联看到此图，甚为惊叹，为国内没有此画而感到遗憾。李丁陇得知后，从1984年国庆节开始，奋笔3个月，重新创作了一幅《双百图》，比原来那一幅大一倍，内涵更加丰富。画成以后，见者无不惊叹。苏步青教授题诗曰：“鸟辟新宇尽欢腾，花缀神州换旧颜。彩笔挥来浑未觉，清音丽色满人间”。李可染题：“百花争艳，百鸟传神。”1986年3月，他荣获“世界之最金手奖”。

1985年，李丁陇第三次去黄泛区写生。他从花园口出发，沿着上两次走过的路线，记下今日黄泛区的新貌。回上海后，他绘制出220米长卷《黄泛区新貌》。

1989年9月，李丁陇应邀赴日本讲学，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在日本，有人许诺给他优厚的待遇，劝他留在日本，被他婉言谢绝。

晚年时，李丁陇仍不辞劳苦，每天三四点钟起床，一直忙到夜深人静，挥毫不倦。

1989年，他开始为联合国创绘长2000米、总面积1500平方米的长卷画《和平世界图》。此图在他病故前完成，是他创绘的又一幅“世界之最”长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