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大河，“淮”着千年之问的答案

人与水，何以共生？滔滔淮河，给出了这个千年之问的答案。

千百年来，淮河水害频发。治淮，从大禹开始，历朝历代做过努力，然而沿淮各地史志都留下了“千村人踪绝，万户断炊烟”的记录。

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淮河两岸人民致力安澜。

从新中国成立初“抗御洪水”到改革开放后“管理洪水”，再到新时代谋求“人水和谐共生”，淮河人民在战胜水灾、再造山河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命运，探索人水和谐共生之道。

斗水

从四处逃难到起身斗水，93岁的李秀英至今记得71年前淮河边的情形。

那时，洪水是最大的灾难。1950年淮河大水，堤坝溃决，李秀英一家老小逃到村外岗地上，一熬就是几十天。

淮河水灾，揪紧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心。

一份来自安徽的电报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为百年来所未有。由于水势凶猛，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翻船而死者，受灾人口共990多万。

当毛主席看到材料中“不少村是全村沉没”，幸存者“多抱头大哭”时，热泪流淌。

此后两个月，毛主席就治理淮河批示四次。1950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次年春，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令。

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

一声令下，山呼海应。

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送走抗美援朝的儿子，从课堂直接去了治淮工地。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师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就奔赴最艰苦的大别山区水库工地。

治淮头一年，走上工地的农民工达300万人，李秀英是其中之一，“我也下了决心，不逃了，跟水斗！”

二十出头的李秀英在工地上组织起女子突击队，抬土半天压坏四条扁担，肩膀天天肿得像馒头。上工前，她们用圆木反复压肩膀，直到压麻木了，精神抖擞地再上“战场”。

为了早一天完工，治淮人员连续数月都睡在工地的泥地上；缺吃的，大家喊着号子忍住饿；缺工具，许多人将家里唯一挡风的门板都劈开了……

靠着锨、锹、条筐、独轮车，他们用8个月时间完成了约1.9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

当年采访治淮的新华社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把这些土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墙，长度大致能绕赤道5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先后召开12次治淮会议。淮河流域建成各类水库6300余座，兴建加固各类堤防6.3万公里，基本建立了防洪减灾除涝体系。

1951年，李秀英作为农业劳动模范代表，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见到了毛主席。得知李秀英是治淮模范，毛泽东接过她手上的本子为她签名留念。

此后数年，李秀英始终都把这个签字本带在身边。泛黄的笔记本见证了新中国为民斗水的初心、人民斗水的勇毅。

驯水

1964年5月31日，42岁的黄昌栋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工地，永远闭上了眼睛。留给淮河的，是他41个关于一条“人间天河”的建议。

“盼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一句民谚道破淮河儿女曾经对水的复杂情感，穷于水、困于水，如何让水为人所用？

黄昌栋心心念念的“人间天河”便是为“驯水”而设计的。

它叫淠史杭，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最大灌区，它横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通过枢纽工程，把治理淮河工程兴建的五大水库之水引上丘陵高岗，为江淮大地“解渴”。

1958年8月19日，在持续数月的大旱之后，淠史杭工程正式开工，黄昌栋来到指挥部从事规划工作。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跑遍了灌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和大禹一样，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至累倒在工地上。

淠史杭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勘测放样，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千人测绘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

1972年，历时14年的淠史杭主体工程基本建成通水。

经过历次完善，如今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由2.5万公里七级固定渠道、6万多座渠系建筑物、1200多座中小型反调节水库和21万多座塘堰组成的“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

淮河上如今已建成四大灌溉体系，实灌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1500万亩增加到1.36亿亩，“十年九旱”的贫瘠之地变成了今天的大粮仓。

从淠史杭枢纽往北走上200公里，便是淮河岸边。垒于平地之上的，是沿淮特有的居住形态——庄台。

多少年来，淮河“水口袋”里的人不断重复着“水进人退”“水退人进”。也因为此，庄台经济发展滞后，人居环境较差，“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

水带来的问题，就从水里找解决办法，“驯水”成为庄台人摆脱贫困的新路子。

7年前，“80后”姑娘刘晓妮辞去了银行职员工作，来到阜南县郜台乡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走村串户过程中，她发现家家户户用沿淮生长的杞柳编筐打篓，但只能用来养家糊口。在刘晓妮等扶贫干部的帮助下，村民们扩大生产，把柳编做成工艺品，卖向全国各地甚至远渡重洋，一个个小家业连成大产业 。与此同时各地庄台扩展诸多适水农业，从水里“淘金”。

治淮降洪魔，更为淮河儿女带来“水红利”，安徽沿淮1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20年全部脱贫摘帽。

亲水

淮河岸畔，黑牛嘴水生态园，极目处，荆涂二山巍峨而立。4000余年前，传说大禹劈山导淮于此；眼近前，淮河水面波光粼粼，拥有40孔节制闸的蚌埠闸宛如一条巨龙。

这个水生态园原是一片荒凉的河滩地，如今树木苍郁、鹭雀飞翔。蚌埠闸工程管理处主任刘渤告诉记者，未来将打造一条“鱼道”，从公园下穿过，供鱼类洄游。

给鱼开道，更给水让路。

2003年以来，沿淮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开展行蓄洪区及淮干滩区居民迁建，逐步将“水口袋”里的87万余人搬迁至安全地区，还行蓄洪区该有的生态功能。

阜南县委书记崔黎说，与水“纠缠”了这么多年后，淮河儿女逐渐找到了一个与水共生的恰当方式，“这就是尊重自然，让道于水；给水出路，人有生路；兼顾发展，人水和谐。”

曾几何时，庄台上的居民朱怀海开着水泵排水种庄稼，淮河水已经成了他致富的重要伙伴——他养的万只麻鸭游在水里，千亩藕田亟待新一年的生长。

“深水鱼、浅水藕，滩涂洼地种杞柳，鸭鹅水上游，牛羊遍地走……”如今，淮河两岸变“种地”为“种水”。

70多年来，治淮工作与沿淮人民命运休戚相关，这条大河，“淮”抱着中国尊重自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人水共生答案。 （据新华社）一把小提琴奏响永恒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清晨，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随风飘扬。

两千多公里外，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把布满岁月痕迹的小提琴。它的主人聂耳，曾在战争烽火中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经典曲调。后来，这首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一把琴、一首歌、一面旗，相伴相依，生生不息。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他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赋，被称为“耳朵博士”，后来索性改名为聂耳。1930年，聂耳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利用一切工余时间自学音乐。1931年初，聂耳在“云丰申庄”打工，靠帮助昆明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片，拿到昆明逸乐电影院放映，获得了100元酬金。这把小提琴就是用这笔酬金中的一部分购买的。

聂耳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由家信知道逸乐电影院送我一百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一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violin（小提琴）和一些零件。Violin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当我奏起那常常呼为《Dream》（梦幻曲）的乐曲时，虽然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也够快活了。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从那以后，小提琴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伴侣。

细看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这把小提琴，做工并不精致，质量也不属上乘。一些地方油漆已经脱落，琴马、琴面等地方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磨损痕迹，但大部分还是完好的。琴箱内有德文两行，第一行：古斯塔夫·罗斯工作室；第二行：制作于德国马克诺伊基兴镇。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它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这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四处被传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慷慨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时代最强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后，聂耳的母亲和几位亲友将包括小提琴在内的聂耳个人用品、作品手稿、文章文稿、小说、剧本、日记、书信等近5000件遗物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

“聂耳酷爱小提琴，他的多数作品都是用这把小提琴创作的。为什么聂耳的乐曲能够鼓舞人心，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置身在社会之外，而是把他的精神、思想全部融合在社会里，用这种精神来创作。”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说。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梦想交汇点上，让我们高唱国歌，振奋精神，踏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节奏，前进！前进！前进！进！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