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月缺

 文/王中明

　　李惟微老师大概是在2000年，随爱人王文平从驿城迁到重庆涪陵的。李老师随迁的事其实开始我并不知道，还是后来我去驿城开会时一个文友告诉我的，说李老师随王老师迁往重庆了。

李老师去重庆时，我没能送他，这让我多少有些遗憾，以至于这遗憾最终在我心里渐渐淤积成一个解不开的结。所以，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无论是和文友们谈起李老师，或是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一些有关李老师，哪怕一点点的讯息，我都会为李老师别离时没能相送感到内疚。

我知道，李老师走没让我送，可能是因为那时我还在乡下，去一趟驿城不容易，李老师顾及我。也可能是那时我还年轻，在李老师眼里仍是个孩子，他压根儿没打算告诉我。更重要的是，也许李老师根本就没打算让任何人送。那时，作为驻马店教育学院的教授、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又是全市知名的小说大家，他一定更懂得自古多情伤离别的含义，所以才不愿让大家为他的别离黯然，期期艾艾地泪眼执手相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我还在乡下工作，别说去市里，就是进趟城都不容易。再者，由于那时我刚刚步入文学之路，在文学这座殿堂里，当时我除了认识康健和商金山两位老师外，其他的可以说概不认识。

真正认识李老师，是在我进城工作之后。那时，康健老师已由县文化馆调往省城，商金山老师也调到了市里，当我再次写出稿子想找人指点，却因找不到人而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时，无奈、焦灼的我，只好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带着自己稚嫩的作品，满世界乱飞。由于那时候年轻，又怀着对文学的一腔热血，所以就天不怕地不怕地跑到市里去找老师。那时的驻马店市还是小市，也就是现在的驿城区，当时整个驻马店市也就《长鸣》一本文学杂志。在《长鸣》杂志社，我遇到了当时的编辑——邱峰老师，后又认识了济卫兄，再后来，在他们的推介下，我认识了李惟微老师。

我认识李老师时，感觉他差不多快50岁了，这个岁数要是在农村，基本上就是腰束草绳、蹲在墙根儿回忆往事的小老头了。可这时的李老师，人虽然长得精柴干瘦，但神采依旧、精神矍铄，对我这样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特别得和蔼可亲。

和李老师相熟后，我常拿着自己的作品去他家，让他看，让他指导。那时李老师还住在驻马店教育学院的家属区。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和他的爱人王文平老师，还有他们的孩子，就蜗居在二楼一套不是很大的居室里。李老师有没有书房我已经记不得了，现在想想，我觉得他的书房很可能就是他和王文平老师的住室。在李老师那间不足15平方米逼仄的房间里，能让我记忆犹新的除了他那堆满书桌、床头柜和书架上的一些书籍外，我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墙壁上，看到一些譬如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何香凝等名人的字画。

虽然我这个人不懂字画，对字画也没有什么研究，但李老师还是很喜欢让我欣赏他的那些画。记得有一次，李老师从放在墙角处的一个大花瓶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大约有六平方尺的画让我看。那幅画画的是一只上山虎，基调是橘黄色的，看上去栩栩如生。李老师指着画上的那只虎告诉我，说是何香凝画的，工笔。我不懂什么是工笔，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只虎身上的每根毛都画得极细致，软软的、绒绒的，想象中像极了一只有着体温的真虎。

开始我并不知道李老师被打过右派，并且还在一家砖瓦厂干过好多年的苦力。有关这些我都是后来听一个文友说的，文友说李老师被打成右派，有其性格原因，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出身。李老师是八旗子弟，爱新觉罗的后代，且还是正黄旗。李老师的父亲叫李白风，民国时期就任教于河南大学，是全国著名诗人，篆刻大师，曾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蛰存先生誉为中国大篆第一人。李老先生在世时，曾与全国许多知名的文学艺术家是好朋友，据说与张大千、齐白石、何香凝等多有往来，且私交甚密。文友说李老师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字画，李老师落魄时，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卖这些字画度日。

由于李老师的平易近人，有关文友的这些传言，我在后来曾问过李老师，李老师见我那么问他，就笑着说，他出生于大家族不错，受祖上先人阴德庇护，他们家族在康熙年间曾出过两个举人，一个二甲进士，说他的父亲李白风是大诗人、大篆刻家也不错，还有他的堂兄李惟果，不仅是清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李老师说，除了他说的这些是真的，至于其他的，都是些讹传，有的甚至是子虚乌有。

由于受大家族文化的熏陶，李老师时常也爱抿上两口酒。李老师虽然酒量不大，但心情好的时候，却也能喝上三两二两。但凡文人，大多都有嗜酒这个毛病，这是自古文人的遗风，更是人性。所以，自和李老师相识后，闲暇的时候，我也会偶尔请李老师喝上那么一杯两杯。

大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杪秋之夜，我约李老师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酒馆相聚，菜都上齐了，可李老师却迟迟未到。那时还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李老师未到，我只有等，等急了，就一遍一遍跑到门口张望。

那天晚上，风很大，昏黄的路灯下，黄叶和废纸掺杂着尘土被刮得满天乱飞。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李老师的身影，就在我感到失望，并认为李老师可能临时有事不来的时候，夜色里，我猛然看到李老师身着一件长衫，怀里揣着一把茶壶，嗖嗖的冷风中，像个已经吃醉了酒的人，一步一步朝我走来。那情景，居然率先叠加到我脑海里的不是李老师的音容笑貌，而是鲁迅笔下那个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形象。

在和李老师相识的日子里，我除了经常在《长鸣》杂志上刊发一些中短篇小说外，时常还在《驻马店日报》上刊发一些散文或诗歌。那时，李老师不仅帮我改作品，还经常给我讲小说语言该如何锤炼，人物该怎么刻画，场景该怎么描写，该怎么谋篇布局等有关小说写作方面的技巧。为了鼓励我写作，李老师还为我这个人和我的作品写过一篇评论。李老师在他那篇评论里说，别看中明这个人长得有点五大三粗，说话办事爽利，看起来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对事物的观察、对人性的透视，可谓细致入微。尤其是中明的小说，不但柔中带刚、绵里藏针，而且小说的韵味十足，对底层小人物的描写，更是活灵活现。

　　如今，李老师驾鹤西去了，但作为晚辈和他的学生，我相信，他不仅会永远活在我心里，也会永远活在许多和他相知、相熟的文友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