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专家：中国口粮已经实现绝对安全 压力依然存在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粮食安全，联合国预警全球6.9亿人或将面临饥饿，将成为近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

农业专家：我国口粮已经实现绝对安全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署、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警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或导致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数量达到6.9亿，这将是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那么，我国是否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从长远看该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柯炳生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樊胜根。

新京报：今年面临近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是什么原因所致？

樊胜根：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饥饿的人数就很多。最新报告的数字是6.9亿，一年中增加了1000万，五年中增加了近6000万。这表明过去几年全球饥饿人口仍然有所增加，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比如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洪涝灾害更加频繁，战乱，收入不均等的扩大化——即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新冠疫情对于饥饿问题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新京报：粮食浪费、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对于形成全球今天这个局面的影响程度排序是什么？

樊胜根：就今年而言，居于首位的因素是新冠疫情。这不仅仅直接冲击了粮食生产系统，还减少了很多人的收入，即使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也由于收入的减少，没有办法购买足够的粮食；居第二位的是病虫害，像非洲蝗虫、草地贪叶蛾等；居第三位的是一些国家(地区)持续的动乱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就长期而言，居首位的是气候变化；居第二位的是资源(含粮食)浪费和缺乏，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土地资源的不断减少，将来农业生产用地、用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重要威胁；居第三位的是收入差距的拉大，穷人越来越穷，这部分人群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一个就是各类急性传染病的影响，今年是新冠病毒，将来是否会再次发生类似急性传染病，都说不定。

新京报：今年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

樊胜根：这很难说，可能到今年年底，也可能明年，这主要是取决于疫苗能不能尽快上市，以及疫苗的有效性，即能否快速控制住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疫苗在未来6个月内能够大量使用，粮食安全问题就不会进一步恶化。

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加大科研投入，要运用好资源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食物。同时，要减少粮食浪费，降低损耗。全球的粮食有三分之一被浪费了，如果我们减少一半的粮食浪费，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就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得到有效缓解。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也至关重要，以便让弱势群体在受到冲击时仍然能获得营养健康的食物和基本生活保障。

此外，保持市场贸易的畅通也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个国家(地区)都能生产当地所需要的粮食，如此才能让各地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各取所需。

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存在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干旱等因素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什么影响？

柯炳生：新冠疫情是此前从未发生过的新挑战，对于一些产业，如制造业、旅游业、餐饮业等的影响较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突出。国内的粮食生产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粮食进口目前看也没有太大影响。

至于洪涝灾害和干旱的影响，肯定有，但是并不会很大。我国幅员辽阔，各种灾害年年有，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也有过若干特别明显的洪涝干旱年份，但从来没有发生过粮食安全问题。

万建民：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还没有到高枕无忧的程度。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粮食需求的量也不断增加，尤其是我们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更为迅速。所需的粮食总量不断攀升，对粮食安全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因此，抓好粮食生产这根弦不能放松。

新京报：从目前的全球疫情形势来看，我国的粮食进口是否受到影响？

柯炳生：在口粮方面，我国已经实现了绝对安全。相比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人均粮食生产水平已经提高了约一半。我国每年进口的几百万吨水稻和小麦，主要是调剂品种，并非国内生产不足。现在和未来我国进口粮食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畜禽饲料方面，包括大豆(豆粕)和玉米高粱等。简言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口粮食的多少，对我国的口粮安全没有影响。

新京报：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进口粮食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种供应方式占多少合适？

柯炳生：我国现在生产的稻谷和小麦，不仅足以满足口粮消费，每年还有几千万吨的剩余，作为饲料粮使用了。进口粮食主要是满足饲料需求，也是进行一些粮食品种的调剂(如泰国香米、加拿大强筋小麦等)。至于需要进口多少，取决于我国国内人口的多少和人均消费需求的多少，总体上看，会不断增加。

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藏粮于地”

新京报：我国当前粮食种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

万建民：最主要的挑战是粮食的刚需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种粮的收益之间的矛盾。我们种粮的生产能力是有的，只是如何让农民有积极性去种粮，这是当下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柯炳生：粮食生产问题，从短期来看，主要是市场价格问题。市场价格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高，粮食的生产面积就会扩大，各种投入和管理就会更到位，粮食总产会更高。从长期来看，主要是生产能力问题，这由土地面积和单产两个因素决定。保护农业土地尤其是耕地，任务很艰巨。

新京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红线保护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万建民：最重要的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就需要科技。提高种粮的科学技术，为以后的粮食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柯炳生：解决好这对矛盾，除了严格落实好现行的保护耕地的法规外，关键是要提高建设性用地尤其是居住用地的效率。同时，也要利用好非耕地资源，拓宽建设用地的来源。比如，浙江省的“坡地村镇”改革试验，就是一种创新性的有效方法，既满足了建设用地需要，也保护了耕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新京报：万院士是水稻研究的专家，你觉得中国的水稻亩产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

万建民：现在我国的亩产是450公斤-470公斤，亩产提高到500公斤-550公斤是完全可能的。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优良品种的培育，另一方面要推广高产的栽培体系。我们有4.5亿亩水稻田，如果一亩地增产100斤，就能增加450亿斤稻谷。

新京报：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还有什么建议？

万建民：我认为唯一的路子就是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提高亩产。

柯炳生：我们要努力做好“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两项工作。同时，国家财政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餐饮消费环节浪费最严重

新京报：粮食浪费也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这些年来，公众在浪费行为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柯炳生：这些年来，我国的餐饮浪费现象已经大为减轻。但新的问题也开始凸显，例如，外卖的兴起，有增加餐饮浪费的趋势。外卖递送过程中，饭菜质量难保不降低，或者数量过大，都可能造成浪费。

万建民：总的来说有进步。现在与国外，尤其是与日本相比，我们的餐饮浪费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我们现在倡导的“光盘行动”，日本几十年前就实现了。

新京报：我国粮食浪费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环节？

万建民：主要还是在餐饮消费环节，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浪费还没那么严重。

新京报：形成浪费粮食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柯炳生：浪费的本质是所购买的餐食超过了就餐者的实际需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无非是主观故意和客观失误。主观故意就是故意多买，因为有面子思想，奢靡攀比之风。客观失误可能是桌餐的饮食方式，不太容易控制点菜数量，也可能是点菜者对就餐者的食量估计错误等等。

万建民：我们的教育水准和道德水准还是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我国的粮食价格还是比较便宜。中国的粮价总体上与国民收入的增加步调还是不相适应，市场价格还有提升空间。从粮食浪费的角度来看，还是值得深思的。总的来说，如果粮价提高，浪费行为减少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考虑到低收入阶层人群，粮价怎么提升，提升多少，确实需要谨慎。

新京报：我们该如何遏制粮食浪费行为？

樊胜根：从技术角度而言，购买时不要买太多，要有计划地购买。在外面点餐要适量。当然，饭店等零售行业也需要提高技术，改善技术应用也能有效减少食物浪费。此外，粮食或食物的运输、加工和储藏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效率。总之，从粮食生产、运输、仓储到餐桌上的消费各个环节的浪费都需要进一步减少。

万建民：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自觉形成节约的习惯，营造出一种文化风俗和社会风气：以节俭节约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此外，就是经济杠杆。粮食价格还是要适当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调整。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