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的罗杰 伟大的电影

被问过一个问题：如果荒岛生活只能带一部电影，你会带上哪一部？

几乎不假思索，我脱口而出的是，雅克·塔蒂的《我的舅舅》。

在一个百无聊赖又要面对危机感的时刻，还是看看喜剧更能缓解焦虑吧？

更何况，这是一部真正优雅到骨子里的喜剧，它无需使用任何一帧夸张的画面胳肢我们。于洛先生，这个貌似无业的城市中年人，似乎存心跟“事业”“成功”作对似的，从容地、不慌不忙地活在自己的时光中——与孩子们玩耍、招猫逗狗、逛菜市场，他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平民的乐趣，而这乐趣中蕴含着真正的优雅态度，包括彬彬有礼的风度，甚至有人对他无礼，他也从未被激怒。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现代的”“高端的”，却焦虑满满的生活。

所以，就像工蜂被蜜源吸引，当看到用这部电影的剧照做封面的图书时，我不假思索地下了单：穿着棕色翻毛皮鞋、彩条袜子、露出脚踝的裤子、半旧的巴尔肯风衣、叼着烟斗的于洛先生骑着自行车，后座上是嬉笑的小外甥杰拉尔——再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影响了好几代美国影迷的大影评家——罗杰·伊伯特。

好的秘密+坏的秘密

恐怕也只有这样的作者，当他使用《伟大的电影》（The Great Movies）这样的书名时，我们不会认为浮夸、噱头、耸人听闻，因为他的电影评论，是真正的“为所有人”——短小精悍，又深入浅出，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支撑”，却在轻松戏谑间就精确地道出了一部电影的秘密——好的秘密和坏的秘密。

也只有他，才毫不在意地使用“movie”这个词，用在塔尔科夫斯基、小津安二郎和伯格曼身上他同样泰然自若，而很多学者则倾向于用“cinema”这个词去描述电影神殿大师们的作品。

正因为罗杰能将他们一视同仁，所以这本文集才更具有可看性，并且远远超出“佳片指南”的意义。一视同仁，绝非意味着把他拉高或把他拉底，而是恰如其分。因为“伟大”也是因人而异（对于很多人来说，《龙猫》《金刚》《007 之金手指》就是“伟大”的电影），但是罗杰的评价又是中肯的，常常说出别人看不到的秘密。

例如他对《龙猫》的评价：“电影有几分悲伤，有几分可怕，有几分惊喜，还有几分深省，正如同生活本身。它的叙述紧扣情境而不是依赖桥段，并且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妙和想象力的源泉可以提供我们渴望的一切奇遇。”

再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罗杰的好评无疑对于这部影片以及张艺谋本人在北美的声誉大有帮助，而对于侯麦这样的殿堂级的人物，他又如是评价：“侯麦的电影中充满了对爱的信念——或者，如果不是爱，那就是对的人因为对的理由找到彼此。他的电影中时有悲伤，但并不消沉。他的角色如此聪明，不会对失望感到惊讶。他们对生活如此兴趣盎然，因此不会沉溺于消沉的情绪。他的影片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他们讲了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因为那些小小的真理。进入他的影片，就是去和那些我们愿意去结识的人为伴，然后渐渐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我们自己。”

大学教授+电视明星

或许也只有美国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文化氛围内才能产生像罗杰这样的影评人——他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电视明星，他以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身份，用幽默犀利的方式告诉大众什么是好电影（当然有好坏之分），为此他不惜“毒舌”——因为好莱坞电影中有太多滥俗的内容，过量服用会生病的。他的这些“毒舌”有一部分被收入在《我知道你们又来这一套》中。不过，毒舌二字或许会导致误解。他的“毒舌”并不进行人身攻击，而是有着真正的知识人的幽默感。试举几例：

“丑女大变身”定律：电影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如果她梳着毫无魅力的发型，还戴着又大又厚的眼镜，那么她十有八九就是隐藏的女主角。很快，她就会神奇地开始大变装，不仅脱胎换骨成完美女性，还拥有整整一个衣橱的性感服饰；

一招变装定律：每当一个杀手要进入布满安保人员的医院暗杀一个病人时，他总是会“因地制宜”地变装成这个医院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如入无人之境，当然，永远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被打断的吻：每当男女主角的嘴唇只差半厘米的时候，就一定会被打断。

其实我们不难觉察，罗杰所“毒舌”的，正是我们习惯于认为一部电影“应当如此”的部分，而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工业流水线式的观影习惯导致了我们无法认识真正“伟大”的电影——电影除了复制、粘贴、让我们认同于生活的庸常，更可以刺破这种庸常，发现看待时光的另一种可能的方式，从而获得深深的启迪，因为我们自己的时光与伟大电影中的时光已然流淌在一起了。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观众被一些“半吊子”的见解误导，将这些杰作与沉闷或无聊等同起来。罗杰在世时每年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各种电影讲习班一再破除这种糟糕的见解。他通过“拉片子”，让在场的大多数人理解并爱上了真正电影的“伟大”。

例如2004年的时候，在场的观众都嚷嚷着要看《杀死比尔》，但罗杰放映的却是法国电影大师雷·诺阿的《游戏规则》——奇迹出现了，这部1939年的影片所展示的场面调度、人物、镜头、演员错综复杂的运动，征服了现场的观众，他们久久地讨论，回到宾馆休息后依然如此。

还有一次是放映小津安二郎的《浮草》。西方人（其实也包括我们）总是先入为主地用禅宗哲学等高深莫测的思维去看待小津，因此会觉得他很艰涩。而通过罗杰的放映，观众发现，小津最迷人的地方是处理情感和素材的恰如其分——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他们都被这部美妙的影片俘获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杰对电影的思想性视而不见。只不过他认为人们基于不同的理由去看电影，而电影的伟大当然是体现在不同的形式之中的——他比学术期刊里的影评家更为广博，更有弹性，除了他的片单是“为所有人”之外，他总是一两句话就道破大师的真谛，而其他评论家要写上万字的论文。

例如他说布列松：布列松是电影领域的一位圣人，而《驴子特巴萨》是他最令人心碎的一次祷告；在比较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塔尔科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时，他说，库布里克的影片向外部进发，描绘了人类进入宇宙的下一步探索，而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却是向内发掘的，对人类性格的本质和现实发问。塔尔科夫斯基是属于信仰的。

电影伟大+生命如戏

实际上，人们对影评家的偏见一点都不比对电影的偏见少。在各种写作中，电影评论总是居于鄙视链的底端，甚至网络上不乏“写影评门槛低”“阿狗阿猫都能写影评”这种论调——因此学术期刊的电影论文越写越“高深”。但实际上，通过阅读罗杰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写作的深入浅出是个多么美好而友善的事情，但又有多么高的要求。

实际上，《伟大的电影》（1）的中文版问世已经十年，重印多次，但是我刚刚知道，《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家认为其中列入的雅克·塔蒂的《于洛先生的假期》“不配列入伟大的电影之列”。这当然是错误得令人发指的见解，同时也能看出美国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结构，它并非总是值得尊重或赞赏。而罗杰的确比他们懂得多。

罗杰的幽默是骨子里的。在他得知自己罹患家族遗传的癌症后说，这是父母爱孩子的一种表现。纪录片《生命如戏》（Life itself）讲述了关于罗杰的影评人生涯，关于他抗癌、直到去世的故事。这个始终洋溢着乐观的讲述没有任何煽情，却依然是催泪的，它告诉你，生活、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或许生活正如罗杰对《我的舅舅》的评论：

“我弟弟需要的是一个目标。”阿佩尔夫人宣称，而那恰恰是于洛最不需要的。他只想独自一人，闲逛，欣赏，不赶往任何目的地，或许也无处可去。

让·吕克·戈达尔曾说，“电影不是站台，它是一列火车。”我从前一直读不懂这句话，直到于洛先生对我揭示了它的含义。旅途充满了快乐，而悲伤埋伏在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