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如何配合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改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1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疫情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打赢这场疫情攻坚战已经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我们明确了建设的方向。

这让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黄奇帆院士在2020年2月发表了题为《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的文章，高屋建瓴，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把我们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问题罗列了出来，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计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黄奇帆院士从宏观的国民经济的角度把需要着重建设的方面指明，黄院士讲的非常好，这些都是未来我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硬件设施建设的重点。

这场疫情之后，我们国家会逐步恢复生产恢复生活，但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要螺旋上升，要建设的更好，防止下一次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将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

针对公共卫生领域这些未来的建设方向，我们医学界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配合完成黄院士提出的这些建设呢？

首先我们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需要加强。

相比临床医学的发达，我们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十分落后，在疫情面前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几十年来全社会重临床医学轻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建设，人才和资源长期投入不足。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这一套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体系，在我们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2003年的“非典”疫情过后，我们的临床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科建设长期落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把问题暴露无遗。

以某一流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才培养课程为例，本科生的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大学英语、医科数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化学、医学信息技术基础、基础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医学伦理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健康教育学、卫生分析化学、药理学、中医、卫生统计学、诊断学、病理生理学、遗传学、寄生虫学、卫生事业管理、皮肤性病学、流行病学、卫生毒理学、精神病学等；公共卫生硕士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方法与应用、环境医学科学、英语、行为医学科学、卫生管理与政策分析、公共营养学等专业必修课和卫生经济学、职业安全与健康、全球卫生概论、社会医学与健康促进、妇女与儿童保健、抽样调查技术及其应用等选修课。这样的学科设计，重临床医学轻社会学经济学，培养的人才不能够满足社会对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需求。

要补齐这方面的短板，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抄写，医学发达国家虽然有成熟的社会医学体系，但是我国的国情特殊，跟医学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平衡、各地环境气候差异巨大、各地饮食习惯差异巨大、人口流动量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等，这些复杂的国情，都决定了我们只能参考医学发达国家的社会医学体系，而不能生搬硬套。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体系，一方面要学习医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请国外的专家来介绍先进经验，派出人员到医学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北美英国等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更需要我国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诚如黄院士指出的那样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是“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需要像黄奇帆院士这样的经济学界翘楚，还有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工程学界、应用数学界、生物学界、生态学界、环保学界、信息学界等等的领军人物，都来共同参与我国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的学科设计。大家一起来帮助医学界梳理公共卫生/社会医学该如何进行学科建设，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和资源，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位置如何摆放，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应在社会哪些方面发挥作用。这些课题需要各个学界乃至全社会参与讨论。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了，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建设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其次要对现有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情况进行摸底。

梳理清楚了学科体系建设的方向后，要对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情况进行摸底。要组织一次普查，查清楚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家底”。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研究团队的情况。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教育院校、社会团体、企业公司中，有多少从事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研究的团队，这些团队的规模和人员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值得关注的中青年骨干，这些团队现在有哪些研究课题，这些团队的课题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报上去进行讨论，这些团队需要哪方面的资源支持等等。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人才培养的现状。我们现阶段有哪些高等院校开设了这方面的专业，其中有多少双一流院校，院校自身的水平如何，院校给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专业配备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如何，培养人才的方向和课程设置是怎样的，每年的招生情况如何，每年培养的毕业生数量有多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情况如何，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就业方向如何。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现状。我们现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中主要承担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功能的有哪些，各地的机构/单位数量有多少，这些机构/单位的性质是怎样的，中央和地方赋予它们的具体职能有哪些，这些机构/单位的硬件设施现状，每年获得的经费支持是多少，人员配置情况如何，有多少在编人员，有多少合同制人员，人员的学历职称等情况，评估这些机构/单位完成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职责的能力。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企业/公司的现状。我们现在市场上做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企业/公司数量有多少，他们的规模大小、经营情况，各级政府有没有针对性的优惠扶持政策，这些企业/公司中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的，做的好的企业/公司有哪些先进经验值得推广，这些企业/公司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给予哪些帮助扶持，对做的好的企业/公司进行评估，要针对性的出台优惠扶持政策，帮助他们发展壮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几方面的情况搞清楚之后，我们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家底”也就摸清了。

 然后，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相关各方要开始讨论发展规划。

根据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建设的要求，结合我们这方面的“家底”，我们的发展规划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关键的方向，这样才能实现黄院士设想的投资效益最大化，使投资转化出来的GDP可以达到60%~70%。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发展规划涉及到包括卫健委在内的多个部委体系，每个涉及到的部委，都要有自己关于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发展规划，留足“接口”，配合整个体系的顶层建设。

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制定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方面的发展规划，上接各部委的规划，下接社会各方面的实施，完成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体系建设的落地。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的各类人才培养机构，也要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发展规划，满足政府和社会在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体系建设方面的人才需求。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的企业/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也要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顺应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划，和人才培养机构一起探讨人才培养规划，发展壮大自己，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自己的发展规划，有些需要核算的，要把基本的账目核算出来，体系建设需要多少资金投入就有了大致的数字。在此基础上，我们政府和社会的资源要投到实处，真正建立起适用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建设是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有了科学的学科体系做支撑，我们的整个公共卫生/社会医学体系才能有效运行。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是一个很大的学科体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时不我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好先行规划，来迎接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的大发展。

诚如黄院士指出的“中国有制度的先进性，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我们医学界也一定能够建立起一套先进完整的公共卫生/社会医学学科体系，支撑起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和时代赋予的使命。（星星照护健康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