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法家说韩非

李道清

《中国通史》载，河南西平有冶炉城，是韩国著名铸剑处。冶炉城冶铁铸剑鼎盛于战国时期，规模盛况空前，面积达480平方公里，涉及西平、遂平、舞钢、舞阳、郾城等地，炉火冲天，作坊林立，商贾云集，生产出的兵器源源不断地运往韩国各个战场。这个地方春秋属楚、战国归韩，是韩非的故乡。

　一、韩非其人

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史籍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公子就是诸侯之子。韩非的父亲是韩襄王的第二子虮虱，时因太子韩婴病故，韩襄王（韩非的祖父）想让虮虱继承王位，但当时他正在楚国做人质，韩非的三叔夺得王位。其父客死楚国，因为父亲的缘故，韩非一家在韩国受到排挤，不被韩王重用，加之战乱频仍，韩非一家迁往西南山区，这就是西平县出山镇韩堂村——繁华兴隆的冶铁铸剑之地。

对于战国时期一个韩国的王族之子来说，长期得不到重用，世态的炎凉、壮志的难酬是多么残酷无情。于是，韩非心怀一颗不泯之心和强烈的报国之志，来到了兰陵（今山东临沂）拜师于旬况门下发愤读书。

韩非气宇轩昂，说话有点口吃，正因为口吃，反而使他的谈吐别有一种奇妙的韵味，话语中透出一股舒缓顿挫的优雅，深得旬况老师喜爱。韩非在弱冠之年便已才高八斗、名动四海，是很多读书人崇拜的英雄。他在跟随旬况老先生学习之时，认真研究了法、术、势结合治理国家的战略思想，为报效祖国积累了用之不竭的知识力量和一遇风云便化龙的冲天豪情，成为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散文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李斯到兰陵求师旬况恰遇韩非，恰遇这位异国邻地的师兄。他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韩非，同门相学，知己相悦，促膝相谈。李斯非常佩服韩非杰出的治国理念，接受了他许多法学思想。韩非的思想理论体系使李斯在以后治理秦国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有效的实践和运用。李斯曾经对韩非说：“你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真令我望尘莫及。我一定最大限度地去萃取你的学术思想和治国谋略，西去秦国，助秦王一统天下。你我寒窗苦读、谊比天高，我们可否同去事秦？”韩非则明确表态：“我虽然不得韩王重用，但我深爱着我的国家，我将义无反顾回到韩国，用我的法家思想和政治策略振兴韩国。”

战国时期，“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每位读书人的奋斗目标，而统一天下又是每位杰出政治家的终极梦想。韩非和李斯，两位时代精英为梦想而来，又为梦想而各奔前程。李斯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但愿我们将来心如初始、继往开来，以友一生、共赴国难。”兰陵相别，韩非又送李斯很多盘缠以资前程。同窗之情，皇天后土。老乡之谊，山高海深。

二、孤愤著述

韩非带着满腹经纶，踌躇满志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此时，韩国国势日益削弱，在秦、楚、赵、魏四国包围之下，成为一个与郡县无异的小国。韩非出于一腔爱国之心，屡次上书韩王，建议国君推动改革变法图强，以对抗秦国的吞食。但韩王并没有采纳，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变成了泡影，于是韩非从新郑皇宫到韩堂故乡，孤愤著述。他时常伫立于九女山下、棠溪河畔苦思冥想，夙夜疾书。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55篇、10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在这部书里，韩非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人生的深刻认识。比如，他主张一定要根据实际来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强调一法既出，令行禁止，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他在《亡征》一篇中，分析了国家可亡之道有47条之多，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教科书。

《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说理精密、文笔犀利，构思精巧、策警世人。他的立论、驳议、引喻和结论，激荡人心、耐人寻味，他提出的“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弱秦存韩

对于韩非的政治抱负、雄才大略，李斯感之甚深。对于韩非遭受韩王不公之待，李斯深为惋惜。有一天，李斯得到韩非的文章，读之广有洞天、山包海容，便把此书放在秦王嬴政的案头，意在引起秦王注意，能吸纳这个人才为大秦所用。秦王看到这册竹简，其为《五蠹》和《孤愤》，开卷览阅，渐入佳境。当读到“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之句时，快意兴发。当读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之句时，如沐春风，立让李斯再献一读。李斯通过韩国的张让弄到了韩非30多篇文章一一献给秦王，秦王嬴政读后喟然叹道：“嗟乎，寡人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人如韩非者，天下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李斯说，作者就是上书存韩的韩国公子韩非。秦王即传诏桓齮，令其分兵攻韩，逼使韩国交出韩非来秦，让韩非留在秦国同李斯一起双雄助秦。韩非深知这是一场韩国无法取胜的战争，而失败的代价就是亡国。于是，为止戈罢兵，还韩国暂时一个安定的环境，韩非孤身入秦，决心以死报国。

韩非出使秦国后，身在秦营心在韩，献四策于秦王嬴政。一是杀郑国。郑国原是韩国派秦的间谍，本意修郑国渠以疲秦，但反而使秦沃野千里，获得永世之利。韩非不依不饶，非要让秦王杀掉郑国。秦王不悦。二是诽姚贾。说姚贾有三罪，出身不好，有偷盗前科，用秦国的钱财到其他国家谋私利，损秦利己。姚贾是秦国的外交大臣，是秦王信任重用的人。秦王色愠。三是用宗室。韩非大言不惭，说今秦之内事听于李斯，外事听于姚贾，军事听于尉缭，将则有桓齮、蒙武、王翦等，内外大小事务赵高去办，他们皆异姓之臣，而宗室于陛下有骨肉之亲，陛下弃而不用，宠异姓离亲情。秦王忿忿然。四是存韩国。“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扦蔽，入则为席荐”，对大秦非常忠顺，所以灭韩有悖于霸主道义。韩国虽弱小但对战争是有准备的，秦要伐韩一二年内不可能灭韩，不能速灭，则魏、赵、齐三国必然来救，如此对秦国不利。韩非形态失控，欺近秦王嬴政之宝座。秦王几遏胸怒。秦王对李斯说：“韩非把我一个堂堂大秦帝王当成韩王了，此人不可做臣子，如此臣者，纵先古圣王，也不能忍之，最适合韩非的位子是皇帝宝座。”秦王金口玉言，惊得李斯一身冷汗，李斯自忖，韩非四策明摆着是弱秦存韩，这下韩非完了。遂向秦王建议，韩非为韩国公子，不忍背韩，等到灭韩之后，断了韩非故国之想，这才可能为秦王所用。可以这样讲，李斯帮韩非，一是慕其才，二是报其恩，三是用其智。但韩非没有意识到此时李斯这位同门师弟的良苦用心。

姚贾这时正好成功离间燕、齐、魏、赵、韩五国凯旋，嬴政龙颜大悦，很动情地说，外交和战争是我们秦国最大的政治，并向姚贾透露了韩非攻击他的话。对于韩非的攻击，姚贾坦然相对，以“存韩惑众，弱秦去重，谗臣事奸”三罪向秦王献三策，即诛杀韩非、清洁王道、安定群臣。嬴政听从了姚贾的建议，《史记》用了短短的四个字“下吏治非”，结束了韩非的政治生命。 

四、慨然向死

李斯听闻韩非被打入大牢而竟不知，大惊失色，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绝没有想到秦王动了如此真怒。李斯惊骇之余，狱见韩非，命狱吏善待韩非。韩非向秦王写了一篇《初见秦》，拜托李斯呈秦王。秦王阅后认为是篇好文章，加上姚贾一席慷慨激昂、一针见血的话：“韩非对天下的认识还停留在春秋五霸的时代，不知道天下定于一统是大势所趋。韩非不知天下之势，何以献取天下之良策！”于是嬴政便下了断语，寡人越喜韩非之书，便越恶韩非之人，至此李斯营救韩非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韩非之死，牵涉到三个人，秦王、姚贾、李斯，史籍上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见于司马迁《史记》，这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的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日：“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二是见于《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齐、楚、燕、赵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非常高兴，封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姚贾的坏话。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巧对一番话，凛然不可欺，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在于韩非之死跟姚贾、李斯、秦王有关。李斯出现了一次，姚贾、秦王出现了两次。而司马迁写《史记》参考的《战国策》中根本就不存在“李斯使人遗非药”这样的叙述，是“太史公曰”的说法。

姚贾何许人也？姚贾是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也称纵横家。春秋战国时期有多少纵横家游说天下，又有多少个国家灭亡于这场持续百年的纵横运动，同时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强力推动，改变了当时乃至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与面貌。韩国灭亡于纵横家的作用和影响，韩非痛恨纵横家。韩非说：“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韩非认为纵横家没有固定的理念和道义，只讲成败不论是非，是商人、经纪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存的流民。但是在秦王朝的滚滚车流里，姚贾以三寸不烂之舌游历四方，分化瓦解了六国的合纵，立下不朽之功。韩非与姚贾的矛盾，除了个人恩怨，基本上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信仰的矛盾，所以韩非直面姚贾的三大缺点，是带有侮辱性的，姚贾怎能不亟除韩非速死而后快呢！

说说李斯。李斯主张宽大处理，并建议待灭韩后绝了韩非故国念想再起而用之。司马迁把韩非的死归结为李斯个人犯罪行为，有很多疑点。比如，李斯杀韩非的背景还不深，当时李斯事秦时间短，官为廷尉，根基和权力没有达到能够秘密杀害韩非这个秦国的政治要犯的程度。而生杀大权唯秦王一人运柄，李斯私送毒药，按秦国法度之严难辞其咎，但没有被惩罪，说明李斯无行为。李斯与韩非情同手足，政治倾向、立国思想与韩非不谋而合，在政治权力中心李斯明显已占上风，不存在害死韩非的动机。

再说嬴政。韩非的政治主张、战略谋划，明显严重构成了对秦国的威胁。政治战略、经济策略、用人用事谋略与秦王的要求大相径庭，到了不惜为秦国大军设置陷阱的地步，这些都涉及秦国的核心利益，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秦王嬴政怎能容忍韩非的作为！韩非必死无疑。

综上所述，韩非是一个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在出使秦国的那一刻，就做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他自知不期将死，他想见见自己的同窗好友李斯。

公元前233年隆冬的一个夜晚，李斯到狱中向韩非告别。韩非一脸安详，从容地向李斯说了两件事：“一是秦王要杀我，我已吞下早已备好的毒药，不久于人世。我死不足惜，但‘法术势，我能知而子能行。子其勉之’。秦国终将统一天下，我的学说最可靠的守护者和执行人唯学弟你可当佩。二是我无力救韩，只能以身殉韩。我死后请你把我送回韩国安葬。”秦王嬴政接报韩非自食其药而死，诏令李斯护送韩非官椁到韩国。韩王厚葬韩非于故乡。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作为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斯保之不能，姚贾杀之不能，秦王嬴政“下吏治非”迫其自杀殒命。韩非之死标志着诸子百家时代的结束。他的死是思想家的悲剧，他的死为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巍巍九女山下，悠悠棠溪河畔，西平韩堂村外，那一座孤愤台青草萋萋，历经千载，永远在上演着大成法家说韩非。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