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相”说李斯

　　◇李道清

　　李斯生于公元前276年，卒于公元前208年，上蔡县人。李斯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敏锐抓住历史赋予的机会，向秦王献统一六国之宏论，上《谏逐客书》之强国大计，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精神；积极入世，主动进取的竞争精神；博爱仁义，为民争利的务实精神；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创新精神。

　　在助秦王完成统一大业后，李斯迎合了秦王嬴政重法轻儒的立国思想，被秦王嬴政委以大任。李斯不辱使命，把法家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对李斯的历史评价，集中体现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史记》的观点主导了后世史家对李斯的历史定位。在司马迁的笔下，李斯既是一个眼光敏锐的政治家，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既有身居相位的无尚荣耀，又有腰斩咸阳的无奈凄凉；既有追求功名的壮怀激烈，又有厌恶争斗的心灰意冷，是外似刚愎而内心游移的两面派。司马迁刻画出来的李斯有七黑：“厕仓鼠论”，一之黑也；辅秦叛楚，二之黑也；“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三之黑也；忌贤妒能，毒杀韩非，四之黑也；焚书坑儒，五之黑也；沙丘矫诏，六之黑也；《行督责书》，七之黑也。笔者作为李斯的故乡人，读史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司马迁对李斯的历史功绩评价不到位，人格评价有贬损。要客观评价李斯的历史功过，须从《史记》史料本身来认真分析。

　　一、史记的资料来源。《史记》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宫史。司马迁世家做太史令，有接触宫廷史料的便利条件。但是司马迁小李斯131岁，这期间历经几次大的社会动荡。阿房宫的熊熊大火历经三个月而不灭，秦朝还有多少经史留存后世可资借鉴？加之他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及诸子百家等书，都是秦火“焚书”之余尚未经过整理校对的竹简和木牍，不仅翻阅非常之困难，而且这些资料本身就有缺陷。二是游历。司马迁20多岁时，开始游览祖国名山大川，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素材，锻炼了意志。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到过楚上蔡郡拜谒李斯故里，访寻李斯故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这些国家的贵族大户迁到咸阳，这些六国旧贵族历来对秦汉酷政从骨子里反对，有些讥语妄言经过150多年的讹传，有可能被司马迁片面采信。三是见闻。他虽然游历了很多地方，但史料中没见到他在游历中所记的历史掌故、见闻随笔。我们现在搞调查研究都有记录，回来根据记录起草调查、考察报告，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记事大都是竹简。如果司马迁随时记录所见所闻，那要装多少车竹简？记忆一件事谁都能做到，但是记忆几千年过往事物，谁能做到？所以他写出的人物故事很可能是凭记忆、凭需要塑造而成。

　　二、《史记》是一部文学作品。《史记》从黄帝开始到汉武帝时期，记录了几千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历代产生的杰出人物，从皇室到贵族，再到平民百姓，无所不全，基本上每一章、每一节都是脍灸人口的文学著作。

　　首先，《史记》中有很多虚构的事件，如刘邦斩蛇、张良遇仙、陈胜卜鱼丹书、李斯见鼠等。这些故事读起来朗朗上口，吸引人、感动人、迷惑人。古人大多迷信鬼神，司马迁本身也是星相大家，对鬼神敬畏有加，封建皇帝也需要神学迷信巩固统治。作为御用的舆论家、封建历史学家，也必须用鬼神之说为皇帝造势。虚构的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

　　其次，《史记》中有很多颇具主观色彩的人物心理活动刻画。其中的很多传记，文学色彩极其浓厚，浓到不仅可以当散文读，甚至可以当小说、剧本的范本。比如李斯一出场就给予了一段鼠论，这一段心里描写，司马迁并没有找到原始资料，也不在现场，但给予了那样惟妙惟肖的刻画，此时李斯的所思、所想、所说，无不在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下活了起来。沙丘之变的一段描写也是如此笔法，这种刻薄的对白、场景、环境渲染和心里活动刻画，一无出处，二无注解，纯粹是为了烘托人物和营造气氛，是活生生的小说技法。

　　再次，刻画李斯的形象是司马迁的需要，这要从司马迁的性格本质上说起。司马迁是儒家学派代表，做官入仕的基础条件比李斯优越得多，但终受宫刑，这对有远大理想抱负、踌躇满志的青年司马迁来说，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他恨天不开眼，世路艰难。他恨汉武帝不计世功、恨法家刑峻政酷，但他不敢言汉武帝一点儿不是，用卑躬屈膝换来苟延残喘来写《史记》。他必须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胸中怨愤。因为李斯是法家代表的忠实人物，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李斯年轻时虽然不如司马迁，但是最终位极人臣，而自己身受如此刑法，根绝了做官入仕的前途和理想。所以，他借汉承秦制的秦朝和秦丞相李斯来讽喻当朝法家政治制度的黑暗。司马迁这一心理基础决定了李斯的悲惨命运，李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司马迁写成一个不为世人接受，也不为司马迁接受的两面人物。

　　三、“太史公曰”是个人观点。司马迁是史学家，但首先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对法家人物的态度有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太史公曰”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司马迁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鲜明、最直接的看法，赋予浓郁的个人色彩和个人情感。李斯忠于皇帝，一生践行法家思想，李斯的仕途平顺是司马迁仕途夭折的活镜子，所以李斯的性格不为司马迁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对李斯这段历史的记录，大都是司马迁凭好恶写出的一个人物形象。由于对李斯的“七黑”刻画，李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至今百口莫辩。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假如李斯的形象是司马迁《史记》所刻画描写的那样，那这七黑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一是恶毒污人的“鼠相”之论。除了《李斯列传》，没有其他任何历史资料记载。二是辅秦叛楚。良臣择贤而事是当时的时代风潮。三是离间计本为战略，以此扶秦立国无可厚非。四是害死同窗韩非，一个是统一天下，一个要弱秦存韩，弱秦存韩直接阻碍了秦国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杀死韩非是秦国政治的需要。五是焚书坑儒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政治生态上容不得任何人非议政权，事件体现的是当时进步思想与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六是沙丘之变，李斯客观上被剥夺大权，失去自由，对遗诏之事一无所知，未必能与赵高订立攻守同盟。七是《行督责书》，当时虽是丞相的李斯已有职无权，被赵高玩于掌上，对不理朝政的二世，对王公大臣的讥语，对自己见一次皇上还要受赵高欺蒙的耻辱，他茫然无计，幻想通过上书秦二世胡亥，反说了正话，违背了心愿，但事与愿违。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把问题简单化，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出发，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不为败者讳，直抒胸臆来表述剖析《史记》中表现出的虚与实、真与谬的两个本质要素：文学色彩和感情色彩的主观因素，创作时代背景及参考史料的客观因素。

　　首先，司马迁对大秦帝国由兴而亡整个过程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秦以武力并天下，司马迁认为是暴力。从他的世界观来看，凭借这种方式来统一天下是不可取的。如荆轲刺秦王，他誉之为正义；韩非“弱秦”而亡，他忧愤难平；陈胜、吴广相继揭竿，他喜不自禁大加宣扬；秦灭亡时，他兴奋不已。秦帝国由“暴”而兴，以“暴”而覆，都在司马迁的设计之内，他看透了秦的本质，包括秦始皇和李斯，他所看到的秦始皇是个暴君。以此类推，忠心辅助“暴君”的秦丞相李斯自然非忠臣。

　　其次，统治思想与治国理论与司马迁相悖。司马迁认为，李斯追随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频繁酷烈的战争实践法家学说，促成了秦始皇许多劳民伤财、破坏生产、毁灭文化、残酷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举措出台，是十恶不赦的专制主义罪魁祸首。汉武帝步秦始皇之后尘，自登基便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法律和监察，继续削弱诸侯王势力，酷吏治狱，屠戮豪强和百姓，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中央集权的治国理论，司马迁从心里是抗拒的。

　　司马迁时代的思潮是儒道互黜又互相吸收。黄老思想借助黄老政治暂领时代风骚，儒学在经历自我改造后呈后来者居上之势。这种思潮给司马迁的思想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加之他的父亲司马谈对儒道思想特别推崇。司马迁钟情于道家的基本思想，又是一个亲儒追随者，将儒道结合起来塑造了自己思想的个性特征。他虽然极力维护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思想，但是要求皇帝和各级官员时刻将民为邦本、儒家德政作为最核心的执政理念，这里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遇到了激烈的碰撞，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力。所以司马迁的笔下哪有法家人物的好果子吃呢！司马迁不失时机抓住了这一机会，狠黑了李斯这个人物！

　　再次，时代造就英雄，时代也毁掉英雄。司马迁纵为“良史之材”，无论当时社会多么和谐安定，毕竟他以个人有限的精力著述一部“私史”，难免会有疏略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加之资料匮乏，很多内容因迷信而神话，因神话而失真，因失真而讹传。所以挤出《史记》中的水分，还原历史之真实，既尊重司马迁这位卓越的史学家、文学家，又尊重“千古一相”的光辉形象，让后人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去阅读、品评真实的《史记》，研究李斯的同仁们责无旁贷。

　　李斯在中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划时代意义。历史将以实证明，人民将以心证史，他“千古一相”的历史地位不可憾动。中国上蔡——这块皇天厚土培养出的杰出人物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