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痛

□王太广

我参加工作已30多年,本以为跳出了农门，就从此摆脱了农村。其实不然，每当我接触到故乡那眼不盈不竭的泉水，看到那块被踩踏得光亮的青石板、那棵幸存的新枝勃发的古树、那栋歪斜着仍然坚守的土坯房时,我的脑海很快就会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我既有幸福的喜悦，又有一种隐隐作痛的酸楚。

我生性胆小，而村庄、田野、河沟之中偏有不少我惧怕的东西。乡里人家的看家狗不像现在城里的宠物狗一样温顺，有的狗呲牙咧嘴咆哮着让人难以招架，有的狗则不声不响冷不防咬人一口。串门子、走亲戚，或是到生地方，我总会拿着一根竹竿或木棍，谁知这样更会招来狗的攻击，但乱棍之下狗一般是不敢靠近的。有一次，我到楼房庄找同学倪小兵玩，忘记带木棍了。一条大白狗狂叫着迎面而来，我按照大人教的方法，弯腰假装捡坷垃，这一招果然奏效。但我反复使用这一招也就不灵了，我在前面跑，狗在后面撵，眼看就要被狗咬着，我的脚被绊了一下，扑通摔倒了。狗虽然走了，但我的膝盖却被蹭掉一层皮，流了血，日后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疤痕。

小时候，每到夏秋季，我经常到河里捞杂草、摸鱼、捉虾、掏螃蟹、挖泥鳅、逮黄鳝，常常与蛇狭路相逢。有一次我摘菱角时，感到手里的东西比较粗糙，以为是一盘绳，拿出水面一看，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条蛇。蛇立马蠕动起来，我赶快把它扔到河岸边，它迅速溜进水中，惊魂未定的我吓得直打哆嗦。

过去的伤痛不光是怕狗咬，还有掏螃蟹时被螃蟹钳子夹破手指，割草、割麦时被镰刀砍着手、脚，在河里洗澡时被河蚌或玻璃碴子划破腿，捅马蜂窝时被黄蜂蜇着等。但这些伤都是外伤，真正的疼痛是在心里。

只要跳出农门，村民总觉得你在外边认识人多，能办事，所以有困难就想找你帮忙。我在公社当通讯员时，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找我最多的就是换粮票、换布票，到供销社买火柴、肥皂、洗衣粉，甚至是买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事。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了、物资丰富了，但计划内的东西还是比较紧缺的。煤炭、木材、电视机是当时的抢手货，轻易买不到。给我压力最大的是每年夏秋两季买柴油和化肥的问题。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关系比较好的乡党委书记或乡长，哪怕要两袋尿素或批50公斤柴油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平价和市场价差价比较大，这样总算能给老少爷们有个交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在担任汝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一不管钱，二不管人，三不管物，想帮别人转个商品粮户口都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然而，乡亲们却认为我无所不能，往往在我人还没到家时，他们早已在家等候了。他们提了土特产来看我，当然是有事相求。有小孩上学的，有征兵体检的，有退伍安置的，有贷款的，有找工作的，有转商品粮户口的，有毕业生分配的，还有犯了事被公安机关抓了乞求放人的，还有打官司想给法官疏通的，还有怀疑贪污挪用上告村干部的。在乡亲们看来，只要上头有人，这些事都能摆平。这也不怪他们，他们最熟悉的是田野土地，最精到的是春种秋收，而“上头人”于他们遥不可及，用时尚话说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因此，为了不使他们太过于失望，碍于情面，也有几分唯恐被视之无能的虚荣心作祟，我先是静静地倾听，再问来龙去脉，谈点自己的看法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自己没啥办法，给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但也要让他们心理上得到满足。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乡亲们啊，我拿什么回馈呢？办成了彼此高兴，办不成却落下一大堆闲话。凡此种种，我的心痛得很，胸也闷得慌，似乎有一种被啃食的痛楚，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