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分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当年填表格时对“成分”一栏的印象会特别深。“成分”是指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就是这个“成分”决定了一个特殊时期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和命运。

据考察，上世纪我国曾有两个时期将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推到了极致。一次是1950年农村土改，一次是1964年的“四清”运动。在农村，一般是只提成分不提家庭出身的。成分是世袭制，爷爷是地主，子孙的成分就会是地主。有一次，我们大队斗地主时，陪斗的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我曾试着跟大队干部说地主的孙子都是隔辈人了，怎么也叫地主。大队干部说土改时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们不继承，往下阶级斗争跟谁斗呀！一下子把我给说住了。是啊，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阶级斗争的火是一刻也不能熄灭的。

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年龄大的地主、富农干活要比别人累、比别人重、比别人脏。当时打扫厕所的、打扫卫生的、挑茅粪的、拾粪的，不用问，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分子。我们上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打扫厕所的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第五生产队的一名青年农民。此人个子不高、有点驼背、眼睛挺精神的，而且很有才气，能写会画，每当打扫完卫生后，就去教师办公室帮助写通知、写标语，到了节日前还帮助出特刊，画宣传画或漫画。老师、学生们对他的印象都不错。他的名字叫张文高，小名叫“小鬼”，老师叫他“小鬼”，他也答应。后来我们也跟着喊起来。在我的印象里，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之举。

在我们的同学中，也有地主、富农的“子弟”。后来，听说上级有文件要将地主家庭出身的第二代本人成分改称“新社员”。这样，第三代的出身就可以不填“地主”了。但“新社员”显然是地主成分的另一种表述，而且不伦不类，以致一些“子女”都不愿意用，所以，这种新成分没有使用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出了“红五类”（工、农、商、学、兵）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对“成分高”的青年人来说思想包袱重，心理压力大，活动限制多，政治打击大。可以说家庭出身几乎左右了他们人生的每一步。成分好的学生，有机会可以参军、当工人、当教师、入党、入团、提干；成分不好的，上学受歧视，政治受排斥，行动受限制，老师不敢接触，学生不敢接近，动不动还被人喊“地主娃子”、“富农崽子”。有的地方还不让“黑五类”子女上学。致使成分高的子女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只能回家当农民。是这种“成分”的男青年很难娶上媳妇，成分好的女孩绝不会嫁给成分高的家庭。有的姑娘为了让哥哥或弟弟能结婚生子，一直不找对象，哪怕找个条件差的，宁可换亲、转亲也愿意。在当时，一些成分高的子女不能提“成分”，听到“成分”就毛骨悚然；填到“成分”的填表格，手直颤抖；一问起“什么成分”，浑身直打哆嗦。“成分”这两个字压得多少人喘不气来，恨老子、打老子、骂老子，甚至跟老子划清界线、断绝关系。可能是上面发现了这些问题，于是就出了个新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这个词实在有点糟践人，把那些青少年一竿子打到本质是坏的一类中去。可能上面又觉得不妥，后来就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不提“可教子女”了。

成分对于我来说，也是沾光的。从小学升到初中，初中考上高中，每次填表都是“贫农”。因为成分好不仅当了班干部，还当了校干部。学校组织什么活动都让我参加。1975年夏天，全国招考空军飞行员，我的政审顺利过关。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被录取，但这“根红苗壮”已成为我响当当的招牌。不久，汝南县原水屯公社机关在挑选通讯员时，我被人领进公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身子还未坐稳，就像背台词一样说起来：“我家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过着贫困的生活。是共产党救了俺一家，俺世世代代忘不了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俺二姐是党员，我现在是团员……”公社领导听了之后，又向我们大队的干部了解一下情况，很快就让我上班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往事，感到非常滑稽。

后来我逐步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成分”高的子女，上学时一般都非常刻苦，学习成绩都比较好。我所知道的几位“成分”高的同学，当高考制度恢复后，他们都考上了中专或大学。相比之下，好多“成分”好的同学却名落孙山。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后，全国至少有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终于使成分不再是压制人的石头、捆绑人的绳索。

□　王太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