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

王太广

我对自行车情有独钟。自行车不仅是我小时候向往、企盼拥有的交通工具，更是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生活中休戚相关的物件。

小时候很少能见到自行车，只有邮递员、电工、国家干部等人才能拥有。如果谁家有辆自行车，就会像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一辆私家车一样排场。有一次，我从驻马店赶集回家，沿着驻新公路向东走，走着走着感觉累了，扭头一看，有一位阿姨和一位叔叔各骑着一辆自行车顺向而行。等自行车与我接近时，我就开始跑。也许是当时正赶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兴为人民服务做好事的缘故吧，那位阿姨不好意思再骑了，说：“小朋友别跑了，我带你走。”她把我抱起来，坐到自行车的大梁上，虽然细细的钢管有点硌屁股，但平生第一次坐自行车，还是兴奋不已。她边走边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了？我都一一回答。记得我还给她背了好几条《毛主席语录》，那位阿姨和叔叔说：“这小孩中，《毛主席语录》学得不错！”说着说着，我看已经到了我们村，尤其是看到路边的小伙伴，连忙叫“停车”。只顾自己高兴也不知道谢谢人家，下了车就带着满脸的自豪和喜悦跑到小伙伴中了。

后来，不时有自行车进村。农村小孩就跟着看稀罕。自行车如果停在那里，我们就会从车轮看到车把，从大梁、脚蹬子到后支架看个遍，调皮的小朋友还不时拨拉几下自行车铃，惹得大人几声呵斥。

我上高中后，有的同学借别人的自行车到学校操场或村头的场面子里学骑，我却一直没学，主要是感到人家的自行车都非常金贵，万一碰坏了自己赔不起，况且自己没有这东西，啥时候自己有了再学。父母亲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很高兴，夸我有志气。

到了1975年7月，我被挑选到水屯公社机关当通信员，他们首先交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心里虽然高兴，可我不会骑。别人教了我骑车要领，我被摔倒几次后，慢慢地能骑了，只是身上被磕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几个月后，我骑自行车的技术逐渐提高。原因是公社书记如果骑自行车到哪个大队后，天下雨了，路上泥泞不堪，无法骑车，他只好把自行车放在该大队部里，自己步行回机关。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公社主要领导骑着自行车正在哪个大队检查工作时，与地区或县里领导坐的吉普车相遇，就把自行车放在所在大队后，自己乘车而去。待公社领导回机关后，就让我去推他的自行车。我如果步行去，好几公里的路途，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我只好骑一辆推一辆，在返回的途中好不容易在路上看到一位熟人，想让其骑一辆自行车，可对方不但不会骑，还想让我带着他。于是，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我就在农村凸凹不平的土路上学会了骑一辆推一辆、还能带一个人的绝活。

在上世纪70年代，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一度是人们向往的三大件。好的自行车就是“飞鸽”、“永久”、“凤凰”牌的。谁家如果有了一辆这种牌子的自行车，就像现在人们买汽车要本田、别克或奥迪的劲头一样。城市的男女青年结婚的时候，自行车往往是娘家的陪嫁品，扎上了大红绸子，气派地摆在醒目的地方。自行车便和现在的汽车一样，成为全家最珍贵的物件。好多人都爱惜自己的自行车。买了新车后，就买些黑色、黄色的胶带把三角架、后支架、前叉子等部位缠起来，把前后轮的轴承上裹着红黄绿三色的毛刷，随着自行车轮飞转，也随之慢慢地转动，就像跳跃的彩色剌猬，车静不动时，它又像只慵懒笨拙的毛毛虫。车的尾灯裹着一块红绸布。车座上不仅有一个带黄穗子的座套，里面还塞一条破毛巾，得空就擦洗车上的灰尘。自行车与家庭琐碎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既充满辛酸，也充满温馨。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自行车的数量和品种慢慢多了起来。1983年，我成了家之后，自行车就成了我随身的交通工具。无论是泥里水里、好路赖路都骑着它，经常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1984年，我调到汝南县委宣传部工作后，曾把自行车前面加一个车筐，不仅带东西方便，而且下班后还能到菜市场买菜，靠它驮回家。当有了孩子之后，又在自行车大梁上安放一个靠背椅，或在后面加一个小座儿，为的是把孩子从幼儿园里接回家。即使孩子上学了，自行车依然是接送孩子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我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孩子，后面驮着老婆，经常成为我们上街、走亲串友的动人画面。

如今，虽然骑自行车少了，乘汽车多了，但自行车对我的印象太深了，帮助太大了。在构建低碳生活的今天，自行车经济、适用、环保、健身等优点是任何汽车也代替不了的，愿自行车能够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