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

□　王太广

家乡有句俗语：“二十八，贴花花。”每到这个时间，母亲总是左手端着一碗专门熬制的浆糊，右手拿着高粱穗把子，按照父亲选定的位置涂抹，父亲一张张地张贴，不一会儿堂屋、里间以及灶台前的墙壁上都贴上了一幅幅崭新的年画。而我和姐姐看着这些画总是围着父亲问这问那，快乐极了。

贴年画时要讨个好口彩，忌讳不吉利的话语。我曾听父亲讲过一个笑话：过去有一个人贴年画时，怕贴歪了，他让儿子给看着。他对儿子说：“如果左边低，你就说高升；如果右边低，你就说发财，记住了吗？”儿子说：“记住了！”这个人把年画贴好后，站在凳子上问儿子：“咋样？”儿子瞅了一下，回答到：“爹，既不高升，也不发财。”把他爹气得无话可说。

贴年画的规矩很多。凡是新婚夫妇过年时，女方的父母就要给小两口送一张大胖小子的年画。胖娃娃方面的年画种类很多，有“五子登科”、“观音送子”、“年年有鱼”、“连生贵子”等，寓意家庭美好、人丁兴旺。父母在给小两口购买这类年画时，年画中的大胖小子一定要正脸的，让人能看见两只耳朵。我最喜欢看的是邻居韩彩廷家的那幅“年年有鱼”年画。画面上一个胖小子骑在鱼背上，手里握着一朵盛开的莲花，怀里抱着一条大红鲤鱼，可能是因“鱼”与“余”谐音，又因为“鲤”与“利”同音，意为“年年有余”，这些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丰收的期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时候的年画多是套色木版，画的内容大多是五谷丰登、全家欢、胖娃娃、神话传说、灶王爷等。画面的色彩也很丰富、鲜艳明快、形象逼真、刻画细腻、百看不厌。农村较为富裕的人家，院门上贴有两种门神画。大门上贴的是武门神，武门神多为秦琼与敬德两位盛唐名将。文门神多为“天官赐福”。小门上贴一对门童，寓意为多子多福。其他神像有灶王神、天地神、仓房财神、车马神等，分别贴在锅灶、院墙、仓房和车马棚处。把屋里屋外各个角落都贴得花花绿绿、红红火火，呈现欢乐、吉祥、喜庆的节日气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年画被当作“四旧”受到冲击，有的被撕下、有的燃着，昔日异彩纷呈的年画像退了潮一样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宣传画，有毛主席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有毛主席在安源、在庐山或在北戴河以及他老人家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或画像，还有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肖像等，基本上是户户雷同，家家相似。我14岁那年到水屯街赶年集，在供销社新华书店门市部，发现3间房子里顶蓬下边全部用铁丝拉起来挂满了一排排年画。年画的品种很多，有画家画的、有图片印刷的、也有电影戏曲剧照的，每张都有编号，大概有上百幅。买年画的人很多，挤挤扛扛，人声鼎沸。也许是年画品种太多，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挑选哪一幅好。可惜钱太少了，我只挑选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的剧照，又买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井岗红旗》、《老书记》几幅年画，当我挑好后来到营业员杨朵跟前，拿着早就准备好的钱，一手交钱一手拿画，然后小心翼翼地从人堆里钻出来，手举得高高的，生怕把成卷的画弄折皱了。直到我走出书店门外才找到一片空地，在地上展开门画欣赏片刻，然后慢慢地卷起来高高兴兴地往家跑。

回到家里，看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墙壁，闻着母亲煮肉的香味，还有偶尔传来的鞭炮声，顿感年味很浓。我让三姐看着年画贴的高低，拿着小锤“叭叭”地钉起来。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尺寸，崭新的年画把烟熏火燎的黑色墙壁捂得严丝合缝，屋子里被映衬得五彩缤纷，蓬荜生辉。打那以后，我没事就喜欢站在屋里欣赏墙壁上的年画。中堂贴的是《毛泽东主席像》。看着毛主席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活的一样，我站在哪他就往哪看，真神啊！上边是俺庄的私塾先生韩凤明用红纸书写的“毛主席万岁”，两侧书写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显得苍劲有力，非常耐看。还有一幅年画《老书记》，画面上的人是老干部模样，在繁忙的水利工地上，尽管只有几分钟的间隙，仍挤时间读书。他坐在石块上，轻轻地划一根火柴准备点燃叼在嘴边的烟斗，还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放在大腿上的一本《毛泽东选集》。他高高卷起裤脚，穿着一双解放鞋，无不显示出党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感人场面和他慈祥、和蔼、果敢的人物形象，让人看了回味无穷。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形势在发展，年画在变化，如今家家户户的门上，还可以看到扛大刀的门神，年年有余的大鱼，吉祥如意的娃娃……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无论如何变化，文化的根是变不掉的。贴在门口的年画，就是我们的中国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