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 马 车

□ 王太广

家乡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马车”，说它“洋”，是因为这种以人力踩脚蹬板驱动的小型陆上车辆是从外国引进的；说它是“马儿”，是因为马配有马蹬子、马鞍子，自行车有脚蹬子、车垫子；马能“咴咴”叫，自行车的车铃也能“晃啷啷”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马，还是自行车，都能让人“骑”。

我最早见到的“洋马车”是邮递员骑的墨绿色自行车。那时候，只有国家干部、电工、邮递员等人有“洋马车”，其他人很少拥有。那些没有“洋马车”的人就编顺口溜骂人：“洋马车，膏洋油，呆（即顶上、车座上）上坐个扒灰头（骂人语：即老公公与儿媳鬼混）。”这是典型的“恨人有，笑人无”的心态，其实，骨子里蕴藏着一种希望，希望自己也拥有一辆自行车。只要有骑自行车的人进村，我们小孩子就会跟着跑，不管是到谁家，车子一扎稳，小孩子就围着看稀罕。这摸摸、那瞧瞧，甚至会搅几圈脚蹬子，拨拉几下自行车把上的铃，有时会遭到主人家的一顿呵斥。

我第一次坐自行车，是从驻马店镇（注：1980年撤镇建市）沿驻新（驻马店至新蔡）公路南边往家赶。走着走着感觉累了，扭头一看，有一位阿姨和一位叔叔分别骑着一辆自行车向东行驶。等自行车快接近时，我就开始跑。也许是当时正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做好事的缘故，那位阿姨不好意思再骑了，说：“小朋友，别跑了，我带着你。”她把我抱起来，坐到自行车的大梁上，虽然细细的钢管有点硌屁股，但第一次坐自行车，仍兴奋不已。她边走边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了？”我都一一回答。我还一口气给她背了好几条《毛主席语录》，那位阿姨和叔叔说：“这小孩中，《毛主席语录》学得不错！”

我上高中时，一些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在外工作的人员已拥有自行车了。发现有的同学借别人的自行车到学校操场或村头的打麦场学骑，我却一直没学，主要是感到人家的自行车都很金贵，万一碰坏了自己赔不起。况且自己没有这东西，等到有了再学也不迟。父母亲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很高兴，夸我有志气。

1975年7月，我被挑选到水屯公社机关当通讯员，因工作需要给我配了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我心里虽然高兴，可是不会骑。公社党委秘书赵玺告诉我：“学骑车子腰要坐直，手要放平，两眼往前看。”可我的腰总是来回扭，握不稳车把。不是歪倒，就是撞着东西，腿上、胳膊上被磕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摔倒几次后，我慢慢地能骑了。几个月后，我骑自行车的技术逐渐提高。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公社党委书记如果骑自行车到哪个大队后，天下雨了，路上泥泞不堪，无法骑车，就把自行车放在该大队部里，步行回公社机关，然后通知我去骑。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公社主要领导骑车正在哪个大队检查工作时，地区或县里领导坐的吉普车撵上他后，就把自行车放在所在大队后乘车而去。公社领导回机关后，就让我去推他的自行车。如果步行去，好几公里的路途，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我只好骑车去，在返回的途中好不容易见到一位熟人，想让他骑另一辆自行车，可对方不但不会骑，还想让我带着他。于是，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我就在农村凸凹不平的黄土路上学会了骑一辆、推一辆，还能带一个人的绝活。

我对自行车还是比较爱惜的，平时也注意保养。只要从外边骑车回到住室，得空就拿破毛巾擦去车上的尘土，定期用镙丝刀、板子、钳子拧紧各部位的镙丝，经常用机油润滑自行车的转轴、链条、镙丝帽等零件，发现哪地方有毛病及时修理。自行车保养得好，骑着就轻便、顺畅。我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是双手紧握车把，臂部坐稳，身体前倾，挺胸抬头，姿态优美，潇洒大方，因此引不少人夸奖。但也有烦心和尬尴的时候：比如农村多是凸凹不平的土路、砖渣路，自行车巅簸得厉害，不仅磨屁股，还伤胳膊、累腰腿；如果遇到雨雪天、顶头风，要么蹬不动、行驶慢，要么路面结冰易滑倒，要么前后轮和瓦上粘满泥巴，行不多远，就得用树枝刮刮。如果泥巴大了，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这就是人们形容的“无风无雨，车驮人；有风有雨，人扛车。”如果遇到掉链子的情况，就要立即下车挂链子，手上满是黑糊糊的机油；如果是三伏天，轮胎遇热或被尖东西扎破，就会出现慢撒气或爆胎的情况，只能慢慢地推着走，寻找修理铺补轮胎。

我骑自行车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我曾看到过几辆并行的骑自行车的人边行边说话，把道占得好宽；有的为了省力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拽着拖拉机或汽车拖挂角上的扳手；有的逆行、有的骑飞车、有的行“S”弯乱窜；也有刹闸不灵，技术不高，造成事故的等等。

那时候，自行车与手表、收音机一样，是人们向往的“三大件”。谁家能拥有一辆“飞鸽”、“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就像现在拥有宝马、奔驰、奥迪牌汽车一样倍觉珍贵。城市的男女青年结婚的时候，自行车往往是娘家的陪嫁品，车把上扎个大红绸子，气派地摆在醒目的地方。在那计划经济时代，买自行车比较难，得凭票、找熟人、拉关系、走后门。1980年我到驻马店师范学校上学后，没有了自行车感到很难受。于是，我找到在汝南县红旗公社（现为古塔街道办事处供销社）当主任的舅爷张志行，结果等了一年才买到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我喜出望外，随即在供销社生产门市部买了两盘黑胶带，骑回家后就把三角架、后衣架、前叉子等部位缠了起来，把前后轮的轴承上缚着红黄绿三色的毛刷，随着自行车轮的飞转，毛刷也随之慢慢地转动，就像跳跃的彩色剌猬。车不动时，它又像只慵懒笨拙的毛毛虫。我把车后瓦上的尾灯处裹一块红绸布。车座上套一个带黄穗子的黑色人造革座垫，很惹人喜爱，因而经常有人借用。

1983年，我成家之后，自行车更是家庭生活中离不开的交通工具，经常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1984年，我调到汝南县委宣传部工作后，把自行车前面加装一个菜篓；有了孩子后，又在自行车大梁上安放一个小坐板，每到星期天、节假日，我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孩子，后面驮着老婆，上街、走亲、串友，其乐融融。

自行车一路行来的轨迹，就是共和国发展的轨迹，在漫长的前行历程中，我们挥手告别的是苦难，昂首迎来的是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