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 店

□ 王太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生产队从宿鸭湖迁移出来后，俺家和另外三户人家被临时安置在水屯街南端，紧靠驻新（驻马店至新蔡）公路南侧的干店旁。

这个干店共有五间茅草房，中间是过道，东西两间均是大通铺。当时的驻新公路是砖渣路，每天过往的汽车、拖拉机、马车、架子车和行人络绎不绝。到了夜晚，一些马车、架子车和行人纷纷找地方住宿，干店里常常住得满满的。

干店，大多设在公路沿线的集镇或火车站、汽车站、码头旁边。1975年春天，我高中未毕业在家劳动期间，队长辛凤林让我和石头哥一起拉着架子车去汝南县外贸公司领取“养猪生产先进单位”奖给的一吨日本尿素。我们从早晨出发，步行近三十公里走到汝南县城，等到下午装好车已四点多钟，我们拉起架子车就往回赶。当走到光明公社（现为老君庙镇）北侧时，架子车的一个轮胎被什么东西扎破，这下可急坏了我们。天色已晚，夜幕降临，路边的修理铺也关门了，周围黑灯瞎火的，只有路北边的一个门口挂盏马灯，走到跟前一看是“干店”。我和石头哥商量，既然架子车坏了，还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干脆到干店里住下，等明天修好车再回去。

我问一位在门口草墩上坐着的老汉，他说每人五毛钱一宿。好在我们出发时会计给的有点钱，我们交罢一块钱后，他给了一条深蓝色又破又旧的棉被让打“老通”。当我接到被子时，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棉被两头的灰垢就像剃头刀子布一样明晃晃的。我们把架子车停好后，已感到肚子饿得难受，想尽快找点东西吃。发现不远处一位妇女挎着草篮子，上面蒙块布。她看到我们先是一惊，我问她是卖馍的吗？她未立即回答，而是四处张望。因为当时社会上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所以做生意的都很害怕。也许是那位妇女从我稚嫩的声音中听出不是干部时，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她说：“红薯面窝窝头，五分钱一个。”俺俩一共买了六个，又走进一个茶馆，买了八分钱的茶，算是解决了晚餐问题。我们回到干店里，没有洗脚，也没地方洗脚，就准备睡觉。这个干店也是大通铺，借助墙上如豆的煤油灯光，我发现地铺上已并排睡满了人，且鼾声此起彼伏，伴着浓重的臭屁、臭脚丫子气、棉被和衣服上的怪味、地铺上的霉味一起冲进鼻腔，令人作呕。但条件就是这样，想走，也走不了，想找干净的地方根本没有，我们只好让老汉想办法。那老汉喊醒了几个睡得正酣的汉子，让他们往里靠靠，才给我们腾出两尺来宽的地方。我脱下“解放”鞋后，一股脚臭味扑面而来，接着脱掉棉裤、棉袄钻进了冰凉的被窝。我刚想睡着，一位在里边睡觉的中年汉子出去小便，也许是他惺忪的睡眼看不清楚，一下子踩到了我的胳膊。我尖叫一声，惊醒了满屋子的人。很快，我就闭上眼睛迷迷糊糊睡着了。当门外“咕咕”的鸡叫声把我惊醒时，天已大亮。我和石头哥赶快看架子车上的化肥，一袋没少。我们没有洗脸，也没吃早饭，把轮胎补好就返程了。

1980年冬天，我在驻马店师范学校上学期间，父亲患了重病，要到郑州治疗。那天俺俩到郑州火车站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出站后，外边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零下十几度。这时一位老者上前询问：“住干店吗？”我问：“多少钱？”老者边回答边用手指比划：“两块半！”我看看父亲，他摇摇头。因为他知道我每月只有十七块五的生活补贴和助学金，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出来治病是借了几家亲戚的钱。就这样，俺俩硬是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冰凉的水泥地上熬了一夜。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干店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招待所、旅社和豪华的宾馆、酒店。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仍习惯过艰苦生活，办啥事都想省吃俭用，如果花钱多了就心疼，再加上有过住干店和住不起干店的经历，我只要到外地出差，一般不去高档酒店，而是找旅社住。1993年春天，我在汝南县张岗乡当党委书记时，有一次到郑州招商引资就住在一个干店里。早晨在街边地摊上吃早餐时，正巧被老朋友刘康健碰见，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不多。”1996年至2001年9月，我担任驻马店电视台台长期间，每次到北京出差，大都住在中央电视台对面的“有色金属第四招待所”地下室里。经常与我出差的副台长徐耀东曾对我说：“咱住的这个地方跟干店差不多。其实你不知道，有的人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出差，原因是嫌住的条件差……”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平静。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住高档酒店既排场、享乐，单位又能报销，何必非住条件差的地方呢？但我是这么想的：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本！不说唱高调的话，自己就是这么个生活习惯，这么个秉性，只要不是有关部门统一安排的住宿，我就是想住在类似干店的地方，这样会睡得踏实，心里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