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产 队

□　王太广

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无不对“生产队”的作用和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也会产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俺生产队叫张庄生产队，是1958年修建宿鸭湖水库时移民到水屯公社石庄大队，4年后又迁移到水屯大队的。因为50多户、200多位移民挤占了周围村庄的200多亩土地，自然引起当地社员的不满，经常发生土地纠纷事件。记得1970年夏天，几位社员在庄东头耕种窑场旁的几亩丘陵地时，遭到水屯大队三队部分社员的阻挠。于是，俺队的社员奔走相告，大家纷纷拿着铁锨、钉钯、铁钗等工具一齐涌向事发地，可谓男女老上齐上阵。这件事对周围的村庄影响很大，从此，再没有人敢找俺生产队的麻烦了。

生产队除了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外，还有车辆、牲口、农具、房屋、作坊、养殖场等。每年小麦播种后，生产队的壮劳力除了参加地区、县、公社组织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外，还要组织本队的社员深翻土地、削高填洼、挖沟修路、植树造林等。每当我路过治河工地或参加劳动时，看到工地上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喇叭声声、战鼓咚咚、人山人海的场面，尽管是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但民工们仍干劲儿冲天，就有一种热血在沸腾、激情在燃烧的感觉。

我们最盼望的是生产队打机井。只要井管下完，就标志着一口机井打成了，意味着遇到干旱天气，有足够的水源了。所以生产队队长总是在下井管那天，专门安排几个社员支锅炸油条、杀猪买菜、熬杂烩汤，让社员们饱餐一顿。我们只要听到生产队有打井的消息，就算着第三天该会餐了。等下午放学后，便直奔打井地，帮助推转盘，虽然很累，但为了能吃上集体的油条、喝上杂烩汤，还是很乐意的。

生产队是社员的单位，每个人的口粮由生产队分发，一般是按得工分多少领取相应的粮食。那时，我家6口人，爷爷、父亲都是得满分的壮劳力，母亲是二等劳力，我和三姐、弟弟都在上学。放麦假期间，我不能割麦，打麦场里的活干不动，队长就让我跟着马车拉麦秧子踩车。从早到晚一天要装10多车，我的腿上、身上全是一层黑油油的麦锈，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尽管很累，但在麦收时节，踩车也算是轻活、美差。虽然一天才挣5个工分，心里仍很高兴。

麦收之后，一部分小麦要上交给国家，另一部分分给社员。一般是按人口和工分结合起来分。因为我们生产队连年是公社和县里的“小麦生产先进单位”，所以每人能分得一百多斤小麦，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生产队有个菜园，每次分菜都是按人头分。韭菜、黄瓜、豆角、茄子、辣椒、甜瓜、西瓜、冬瓜等，都是分茬、按量，隔三差五分一次。只要听到瓜匠一喊，我们就飞快地跑去。虽然每次分得的数量有限，如果节俭点，生活还能过得去。

母亲手巧，烹饪技术不错，对人热情大方，生产队只要来了客人，大都让我家管饭。无论是拖拉机手，还是锻磨匠；无论是“社教”工作队员，还是公社、大队干部；无论是管一顿饭，还是长时间管饭，尽管生产队每人每顿仅补助一斤半粮食，但母亲总是乐呵呵地接受，而且会利用现有条件，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客人吃。记得有一次，客人吃饭时，我站在旁边看，两眼盯着那盘炒鸡蛋，只盼客人少夹点，剩下的我好吃。谁知那位客人吃过馍后竟然把炒鸡蛋倒进了自己的稀饭碗里，我顿时“哇”一声哭了，弄得客人很不好意思。

放秋忙假时，队长让学生去拾棉花，我也跟着去拾了。记得有一次到大头地里拾棉花，看到妇女们三三两两边拾棉花边扯闲话，蛮有情趣。当保管员收了棉花后，生产队队长总是安排人员对每个妇女进行搜身，怕有人在身上偷藏棉花带回家。这种做法在当时人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妇女队长、贫协组长、民兵排长、保管员等。我们生产队队长李芳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排长转业的，个人素质较高，办事儿比较公道，工作有魄力，群众威信高，成了我们小孩子心中的偶像。有一次，一位大人逗趣地问我：“你长大了当啥官？”我坚定地回答：“当生产队队长！”顿时引得在场的好多人大笑。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一段农民。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学会了自食其力。我不仅学会了犁地、耙地、摇耧、撒种、扬场、扛布袋等农活儿，而且还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深刻道理。不过，生产队这种体制和管理方式存在一些问题，被人们形容为：“大锅饭，养懒汉；平均分，扎堆干；出勤不出力，粮食产量低。”有的生产队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白天吃、黑了想，没有吃的找队长；队长没法，去找出纳；出纳脑袋一摸，问你要多少？不要你多、不要你少，只要我一天三顿饭能吃饱就好。”这似乎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生活状况和生产队的弊端。

生产队没有了，生产队养成的生活习惯，却依然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中。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