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那头牛
□ 王太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耕牛是生产队
重要的生产工具,犁地、耙地、拉车、拖磙,样样农活都离不开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俺生产队牲口屋南墙上有八个用白石灰水写的大字“残害耕牛,罪大恶极”。这让大人、小孩都知道耕牛是生产队的宝贝,是社员们的命根子。
牯牛,就是公牛,也叫牤牛蛋子;母牛,当地叫兽牛。俺生产队十余头牛中有一头正值壮年的大牯牛,骨骼宽大,肌肉强健,生性凶猛,毛色发黄,一条粗长的尾巴不停地甩来甩去,两个牛角像一个张开的弓,牛角的两端尖锐。这头牛脾气暴躁,生性好斗,在成年的公牛之间相斗时,它总是胜利者,人都叫它“牛魔王”。
有一年,在一个秋雨后的早晨,李维章牵着牛魔王和另一头棕色黄老犍牛下地,正走着走着,忽然传来一头牯牛发出欢快的“哞、哞”叫声,牛魔王循声望去,发现不远处的一头“豁鼻子”(即鼻子裂了)正趴在一头母牛的身后媾会。“豁鼻子”由于体格没有牛魔王大,一直不是它的对手,曾经几次争斗败阵下来。牛魔王看到这种场面像中了邪一样,立刻向前冲去,那“豁鼻子”看见凶猛的牛魔王,立即胆怯了,从母牛后背上下来就跑,牛魔王不肯放过,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俺庄前的河边。那“豁鼻子”牛顺着坡下去了,当跑到靠近大桥的柱子时,牛魔王站在岸上,两牛怒目圆睁,牛视眈眈。牛魔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牛头挺起,牛脖微颔,尾巴一拧,想竭尽全力地急速冲下去,凶狠地撞击对手, “豁鼻子”吓得胆颤心惊,不敢迎战,只想躲闪避让。只听“扑通”一声,牛魔王不知雨后地滑,且是陡坡,它的牛角一下子撞到了坚硬的水泥柱子上,一只牛角从中间折断。牛魔王被摔到桥下的水泥地坪上,重重的落地声如同重槌擂响了硕大的牛皮鼓,它的两只前腿发出“嘎巴、嘎巴”的折损声,再也站不起来了,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嚎叫声。
紧跟在牛魔王后边的李维章见此情景吓得浑身发抖,迈不开双腿,几乎是爬到了牛魔王的身边。他知道,闯大祸了,天塌了!“残害耕牛,罪大恶极”这条标语早已深入在心,更何况自己成分又高,要是公社追究起来,自己肯定是要坐牢的。
尽管这样,他也要赶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队长。迅速赶到现场的队长李芳清看到摔成重伤的牛魔王,惋惜不已,半天说不出话来。队长心里清楚,牛伤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干不成活了,但不经公社批准,私自杀牛是要判刑的。他与会计韩彩文商量后,认为李维章虽然成分高,但他多年来一心为集体,干活很踏实,从来没有损害过公共财物,没必要再追究他的责任。生产队在给上级的请示信中这么写道,秋种期间,一头耕牛在放养时,失足摔伤,无法医治,请求宰杀。队长买了十余盒“金菊”牌香烟,很快疏通了水屯大队、水屯兽医站、水屯公社革委会三个环节,终于换回一纸“耕牛失足摔伤,同意宰杀”的公文。
在那食品匮乏的年代,大人、小孩长期见不到荤腥,一直盼着生产队有死猪、死牛、死驴、死马的事情发生。馋啊!不管东西多少,分到各家各户就能打牙祭。牛魔王双腿摔断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不胫而走,迅速在全队社员中传开。况且这是个星期天,我们小孩子飞快地跑到现场看热闹,感觉是一种很稀奇、很庆幸、很自豪的事。
面对怒目圆睁的牛魔王,就连经常杀猪的韩振国心里也是怯生生的。因为没杀过牛,韩振国想采用杀猪的办法用尖刀往牛脖子里戳,有人建议用大铁锤砸牛头上的包。队长征求兽医张文武的意见。张文武说:“两个牛角之间的地方,有一个软软的囟门骨骼没有完全闭合,三角刀很容易插进去,一下子就能戳到牛的脑部。这样,杀着就方便了。”
按照队长的吩嘱,几个社员从庄里带来了蒙牛眼的布、三角刀、砍刀、尖刀、通条、钩子、绳子、大秤、小秤等东西。韩振国走到牛魔王跟前,说了声“对不起了,牛魔王!”顿时,牛魔王不叫不闹,继续摆动着尾巴驱赶蚊蝇。牛鼻子上套着的木环裸露在外,牛鼻孔里流出白色的黏液,泪水顺着牛面颊一串一串地往下淌,在场的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儿。这时,饲养员朱元仁大哭一声,有的社员也跟着哽咽。一个年轻社员韩贵良迅速将牛眼蒙上。韩振国按照张文武教的方法实施。趴在地上的牛魔王因站不起来,也没怎么反抗,只是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牛魔王在没有反抗中走了,地上留下一片片鲜红的血迹,几个社员忙活着剥皮、剔骨、割肉。到了傍晚时分,会计韩彩文手里拖着一个葫芦瓢,里面装着用白纸写成的阄。队长喊了一声:“抓阄了,抓阄了。”
人群里走出各户人家的代表,大家上前来抓阄。因为一头牛的内脏和蹄肉等数量有限,没法让全队人口均分,只好采取这种抓阄的方式来解决。抓阄全凭运气,谁抓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抓到“肝”的得肝,抓到“肺”的得肺,抓到肉的分肉。抓到“上水”的两斤抵一斤牛肉、“下水”的三斤抵一斤牛肉,这是很划算的事。因此,社员们对抓阄极为踊跃。抓到“心”、“肝”的人眉飞色舞,抓到了“肠”、“血”、“肺”的也有占便宜似的微笑。
遇到这样的事,俺家全是爹爹出马。我忙着从人群里寻找父亲,想知道我家的运气,却看见他眯缝着眼,“吧唧、吧唧”不慌不忙地吸烟,没有去抓阄的意思。停了一会儿,他把烟袋锅往地上一磕,站起和给队长耳语几句。
我急不可耐地上前拽父亲的衣袖,催他快去抓阄,怕晚了好东西让别人抓去了。父亲不搭理我,继续跟队长说话。原来他是在跟队长商量以放弃抓阄的权利来换取那一副牛骨头架。
队长终于发话了,说:“中!只是那牛头得留着给韩振国。”
父亲高兴地点头说:“中、中!”
我一听气得要哭了:“爹,咱不要肉要那骨头弄啥?”爹用烟袋杆在我眼前一晃:“你小子知道个啥!”
父亲回到家里背来一个大箩筐,把除了牛头之外的骨头全部装进去,又让我把那根粗大的牛尾巴拎在手上。
父亲背着筐里的牛骨头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一路上,见到我的人说啥话的都有。不少人说的是:“你爹不知道是咋想的,不要肉要骨头!”我仔细看看每块骨头都是白森森的,不见肉星,心里既感到父亲糊涂,又埋怨韩振国他们怎么把牛骨头剔得这么净。
回到家里,母亲一看见这一筐牛骨头脸色就变了。质问父亲:“咋都是骨头哇?肉呢?分的肉呢?”
我爹喘了口气,慢慢地说:“一口人一斤,咱家才五斤肉,我把它换成了这筐骨头了。”
我娘说:“要这骨头干啥?一点肉都没有。”
爹说:“别急,你炖炖看!”
父亲搬了几块砖头,在靠近灶伙的墙边摆成“品”字形。父亲让我跟他到生产队的豆腐坊借一口大铁锅。从西边邻居朱元清家借来一把斧头,他把那些大骨头剁成小块,满满地堆了一锅,倒上清水。母亲抱来一些豆秆,父亲说:“这火不中,得用硬火,我拿木柴去。”
父亲把灶伙里的劈柴和院里的干树枝抱过来,蹲在大锅前,看着火势适时添柴,让火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熊熊燃烧的火光把父亲的脸烤得红红的,似乎洋溢出一种幸福、自豪的神情。
母亲拿来大葱、生姜、大茴、食盐等作料,父亲急忙站起来说:“先用清水煮,啥东西都别放。”
母亲不理解,嘟囔几句走了。
这时候,各家各户的院落里都弥漫着牛肉的香味,想必是有的已煮熟、有的正在开吃、有的已吃完,而我家的锅里才刚刚开烧。
深秋的夜晚有些凉意,我紧靠父亲坐在锅门口旁边,感觉胸前暖和身后冷。我边看烧火,边干咽馋涎的口水,不时地打瞌睡。在火焰的跳动中,我期盼着牛骨汤的翻滚,期盼着能早点啃上香喷喷的牛骨头:“爹,啥时候熟呀?”
父亲说:“早着哩,你先去睡吧,明清早起来再吃。”
我一听泄了气,很不情愿地走了。我回到屋里头一落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看见锅底里的火已熄灭,只有个别木炭闪着红光。父亲仍静静地坐在锅灶前,往小凳子上磕几下烟袋锅,起身掀开锅盖,一片热气腾腾。我母亲过来,看见锅里白汪汪的一片,她知道那是牛骨头炖出的油,这些油凝固成了一个光润的镜面。母亲的脸上这时才绽开笑容,说了句:“嗨,这几个月就不愁吃油的事了。”
父亲一夜没有合眼,面容有些憔悴,但有一种成就感,又笑眯眯地点起了烟,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母亲笑着看了父亲一眼。父亲让她端个大红盆,两人用勺子慢慢地撇锅里的牛油。
厚厚一层牛油的下面是碎牛骨头和牛肉汤,等母亲把牛油撇净,父亲才让母亲往锅里放作料和食盐。他把捞出来的牛骨头和剔下的筋肉又重新放进锅里。父亲又重新点着柴火,煮了起来。
当牛骨头再次从锅里捞出来时,骨头上的一点点肉星都炖化了,骨头汤却很稠、很香。虽然是早起,我和三姐闻着这香味儿、吃着热腾腾的碎骨片肉,跟狼抢一样,有滋有味,吃得腻嘴,吃得实在咽不下去为止。这是我童年时吃得最香、啃骨头最多、最难忘的一顿饭。
这就是那个无奈的年代,一头牛让俺生产队的社员享受了过年一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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