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分

王太广

家庭成分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对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那时候凡遇到入团、入党、升学、参加工作、参军、提干等重大事情，都要在“家庭成分”一栏里如实填写，有时组织上还要进行认真考察。家庭成分左右着一个人的政冶地位、从事职业，甚至对个人命运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上小学后，已经知道家庭成分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但不理解是怎么划分的，就问住在我家的“四清”工作队员李振国，他给我唱起了一首《成分歌》：“有田有地不劳动，主要剥削靠雇工，划他成分是地主，违抗土改就斗争；有田有地有劳动，出租土地雇短工，征收他家出租地，划他成分是富农；有田有地未出租，自耕自种是中农；无地少地打零工，划他成分是贫农；地主家的长年工，家庭成分划雇农。”他对我说，当家庭成分划定后，就像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户主是地主的，儿子、孙子的成分也都是地主。

我对地主的憎恨来自于课本和文艺作品的耳濡目染。《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收租院》中的刘文彩、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都是地主。自此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地主都是残酷剥削穷人的恶霸。我从此注意观察俺村的地主分子韩凤阁，他虽然胡子都白了，但是整天默默地清扫道路，打扫公共厕所，往生产队的地里挑茅粪，干各种农活也不偷懒。有时不懂事的孩子们拿小坷垃砸他、骂他，他既不反抗也不说话，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和教育。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给学校打扫厕所的是住在学校西侧第五生产队的一名青年农民，个子不高，有点驼背，能写会画，很有才气。每当他打扫完厕所后，就去老师办公室帮助写通知、写标语，到了节日前还帮助出特刊、画宣传画或漫画。他的名字叫张文高，老师叫他“小鬼”，我们也跟着喊，他也答应。他也是地主成分，但在我的印象里，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之处。

在我们的同学中，也有地主、富农子弟。后来，听说上级有文件要将地主家庭出身第二代人的成分改称“新社员”。这样，第三代出身的就可以不填“地主”了，但“新社员”显然是地主成分的另一种表述，不伦不类，好多子女都不愿意用，致使这种新成分没有使用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了“红五类”（工、农、商、学、兵）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说，这对“成分高”的青年人来说思想包袱重、心理压力大、政治影响大，可以说家庭成分几乎决定了他们人生迈出的每一步。成分好的学生，可以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还可以参军、当工人、当教师、入党、提干；成分不好的，上学受歧视，政治受排斥，行动受限制，师生都不敢亲近，动不动会被人喊“地主娃子”、“富农崽子”。有的地方还规定不让“黑五类”子女上高中，那些成分高的子女初中毕业后，只能回乡当农民了。

地主、富农的子女不仅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受歧视，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难娶到老婆。不说是稍微漂亮一点的姑娘了，就是长相一般的也不愿意嫁给地主、富农的儿子当老婆。地主、富农的儿子找的老婆不是面相差，就是“病秧子”，或是残疾人，他们的婚姻充满着艰难与羞辱。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姑娘为了让哥哥或弟弟能结婚生子，一直不找对象，宁可换亲、转亲，找个条件差的也愿意。一些成分高的子女虽然有一腔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但是一听到“成分”两个字就两腿打颤、英雄气短。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年代，“成分”这两个字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来气，甚至出现跟老子划清界线，断绝父子关系的事情。也许是上面发现了这些问题，于是就出了个新提法，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这个词实在是有点糟践人，把那些青少年一竿子打到本质是坏的一类人员当中。也许上级又觉得不妥，后来就讲，重在个人表现，不唯成分论，从此不再提“可教子女”了。

成分对于我来说，是个幸运词。从小学升到初中，初中考上高中，每次填表都是“贫农”。因为成分好不仅当班干部，还当上了校干部，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都让我参加。1975年夏初，全国招收空军飞行员，我的政审顺利过关，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被录取，但这“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已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不久，水屯公社机关挑选通讯员时，我被人领进公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身子未坐稳，就像背台词一样自我介绍起来：“我家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过着贫困的生活，是共产党救了俺家，俺世世代代忘不了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俺二姐是党员，我现在是团员……”公社领导听了之后，又向俺大队的干部了解情况，很快就让我上班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往事，感到幼稚可笑，但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

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凡是成分高的子女，当高考制度恢复后，大都考上了中专或大学，而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同学却名落孙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