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裁缝

□ 王 太 广

郭清海是水屯街有名的裁缝。听人说，解放前他们全家从江苏逃荒到驻马店。

郭清海排行老大，其父为了让他学门手艺养家糊口，就向当时驻马店中山街南头的殷裁缝拜师学技。郭清海心灵手巧，不长时间就出师了。那时候，城市生活艰苦，他不得不下乡做裁缝生意。解放后，落户到汝南县王桥公社罗店街。郭清海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在驻马店，相互交往很不方便，在进不了城的情况下，郭清海全家又迁移到距驻马店较近的水屯街安家。我到水屯街赶集时，曾看到过水屯街东关南侧的两间临街房是个裁缝铺，觉得那是给有钱人做衣裳的地方，与自己无关，没问过也没进去过。

1969年春，水屯大队成立副业队，在水屯街西头拐角处盖了四间临街平房。东侧的两间是理发店，西侧是裁缝铺。郭清海和妻子孟庆兰、杨丫和妻子倪兰都是裁缝铺的职员。在普通社员看来，他们很幸福，太阳晒不着，风刮不着，雨淋不到，不下地干活生产队也照开工分，成为社员们羡慕的职业，裁缝铺在我心中也成了一个神圣的地方。我每次上学路过此地时，都会朝裁缝铺瞅瞅，虽然不会到裁缝铺做衣服，但心里满是羡慕。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冬天，郭裁缝为女儿郭桂荣亲手做了件“列宁服”棉袄，深蓝色呢子布料、大扁领，胸前有两排五分硬币那么大的黑扣子非常耀眼，两侧各有斜兜，走路时双手插在衣兜里，既暖和又潇洒，与那些穿花布大襟棉袄的女同学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时间成为我们班乃至全校师生关注的热点和议论的话题。我以为“列宁服”只有女生穿，没过几天，我们班的张军（他爸妈都在公社外贸食品经营处工作）也穿了一件，还是棕色绒领子，非常神气，他本人也有一种自豪感。我低头看看自己穿的撅肚子对襟袄，越看越难看，很羡慕人家的“列宁服”。我跑回家给母亲一说，她当即答应了。没过几天，父亲就把那头已够秤的外贸猪卖了。母亲拿着钱，用床单裹一斤半弹好的新棉花，先到水屯供销社百货门市部扯七尺蓝呢子和蓝平布，随即领着我走进了裁缝铺。

裁缝铺对着大街，两扇木门对开着，西墙上镶嵌着一面大镜子，便于穿上新衣服的人站在那里照照；南墙的窗台下并排放着两台缝纫机，郭清海的妻子孟庆兰正坐在西侧的缝纫机前，双脚踩在脚踏板上发出“格哒、格哒”的声音；东墙是两个大立柜，里面放着崭新的布料和已经做好的衣服；北墙的窗台下并排放着两块齐腰高的大木板案桌，一头摆放着剪刀、皮尺、硬尺和画线用的扁圆形彩色粉饼，另一头堆放着剪好的布块和零碎的布头。年轻的裁缝杨丫正拿着剪刀裁布料，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把剪好的一片片布料放到倪兰的缝纫机旁。

我母亲早就知道郭裁缝的名气大，径自走到他的案桌旁，把布料小心翼翼地交给他。郭裁缝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性情温和，彬彬有礼。他用手轻轻抚摸一下布料，就拿着皮尺让我站直、昂头、挺胸，然后量我的双肩宽度、手臂长短、腰围大小。他身手灵巧，尺随手走，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而后用黄色的粉饼把所量的尺寸记在布料上。在郭裁缝用皮尺给我量尺码的时候，母亲在一旁说：“孩子正长个，您得放长一点儿、松一点儿。”郭裁缝大概听惯了这样的念叨，只管专心量尺码，没有及时回答。当全部量完后，母亲又说：“至少能穿两三年不显短、不显瘦。”郭裁缝这时才打趣地笑着说：“除非你儿子像树一样长得那么快。放心吧，按你说的做，保证让他穿三年不显小。”母亲的脸上顿时绽出了笑容。

自从布料和棉花放裁缝铺后，我每天都在焦急等待。当我上学从裁缝铺门口路过时，那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使我不由自主地朝里面探望。我仿佛看到郭裁缝正站在案桌前剪裁布料，而且正在做我的棉袄。有一天放学后，我刚走到裁缝铺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缝纫机“格哒、格哒”的声音。那声音，美妙动听，节奏均匀，铿锵如歌，振奋人心，听了之后心情舒畅。听了一会儿，那“格哒、格哒”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鼓里，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坐在教室里，无论是吃饭时，还是睡觉之前，总觉得响着这种声音。听觉之外，还产生了一种幻觉，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就恍恍惚惚浮现出郭裁缝弯腰剪布、他妻子坐在缝纫机前歪着头、侧着身，踏板有节奏地上下转动，机头上的针尖儿像小鸡啄米似的欢快跳动，线梭在机顶上来回旋转，机板上的布料像行云流水一样时而向前、时而向后、时而向左、时而向右，飘忽不定。裁缝铺里的布料气味、樟脑气味和缝纫机油混合而成的特殊气味，似乎也钻进了我的鼻孔，这一切的一切，使我难以抑制惦记自己的新棉袄在裁缝铺里的种种想象。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盼望新棉袄的心情实在难熬，几乎每天都要从衣兜里掏出取衣服的纸条看看，要么邀同学放学时顺便拐到裁缝铺里瞧瞧，要么打探缝纫到什么程度了，要么瞅瞅铁丝上挂里有没有我的新棉袄。到了第六天时，我终于看到那件蓝色的“列宁服”棉袄了，只差锁扣眼、缀扣子两道工序，喜悦的心情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次日中午放学后，我把揉皱的取衣服纸条交给郭裁缝，加工费很便宜两元钱。当郭裁缝给我取出新棉袄后，让我站在穿衣镜前试穿一下。我看了看，虽然有点大，还算合身。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仔细瞅瞅，那布料熨烫得平展展的，那缝纫机轧的线直捻捻的，那纽扣眼盘得结实实的，那两肩垫得高高的，像电影里的军官一样，神气得很。啊！我终于穿上裁缝铺做的新衣裳啦！顿时觉得像换了个人似的，自我感觉身价也提升了好多倍。我由衷地佩服郭裁缝的手艺，他就像魔术师一样，同样的布料经他的手做出来与众不同。我高兴得抱住新棉袄就跑，回到家把旧棉袄脱下，换上新棉袄，专往村里人多、热闹的地方去。好的衣裳如同好的包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当被人看到自己穿的“列宁服”新棉袄时，觉得自己神韵潇洒，英姿勃发。遇到有人夸奖自己的新棉袄时，心里美滋滋的，走起路来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不但对郭裁缝的手艺钦佩，也对他缝制的服装特别关注。当我们班的王国富同学穿上一件新颖的淡青色上衣时，我问他：“谁做的？”“郭裁缝。”又问：“这是什么服装？”他说：“青年服。”不久，我又发现高万斌、王金珠、赵德义等几位老师都穿着一种深蓝色的上衣，领口上的风纪扣扣得紧紧的，下面一拉溜的银色扣子明晃晃的，很时髦，经打听这叫“铁路服”，也是出自郭裁缝的巧手。郭裁缝很聪明，只要他见过的衣服就能做，不仅做“列宁服”、“干部服”，还会做“中山服”、“小大衣”、“裙子”等，个个量身定做，人人穿着合身、结实、漂亮。

郭裁缝为人谦和，做衣服时常常替别人考虑，布料能省则省，因而找他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即使下班了，有人还拿着布料到他家让他量体剪衣或以旧翻新。郭裁缝整天忙得吃不了应时饭，很晚才能睡觉。腰累弯了，病也出来了，大女儿郭桂菊心疼爸爸，谢绝来人。郭裁缝却说：“人家找我是看得起咱，可不能待慢人家。”当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水屯大队的裁缝铺随之解散了，郭裁缝和杨裁缝都另立门户。郭裁缝很幸福，他这辈子生了4个闺女、4个儿子，虽说不是人人子（女）承父业，帮手也不少，生意很兴隆。

如今，郭裁缝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他的形象、技艺和当年为大家缝制衣服的故事，仍在不经意间拨动着人们思念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