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印记

□ 王太广

我上小学时，途中要经过水屯公社社直部门和工厂、门市部等，这些单位的临街房和院墙都是用砖头垒的，有的地方还用白石灰粉刷得又厚又平。这些墙壁常常被公社机关、社直部门和水屯大队当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阵地，有的用红油漆刷写毛主席语录，有的用白石灰刷写标语口号，有的涂上糨糊后，贴上红白蓝纸刷成标语口号或大字报，也有中小学校在五一、七一、国庆、元旦节前张贴“节日特刊”的。

标语口号简洁精练、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鼓动性、通俗性和规范性。在宣传政策法规、配合政治形势、提振干群精神、营造舆论氛围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一种精神的利器、灌输的工具，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印记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水屯公社机关西院墙拐角处，当时是公社邮电所，大门南侧的白石灰墙上用红油漆刷写的宋体字是“抗美援越，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公社院墙上写的是“人民公社好”，为配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水屯卫生院的西院墙上用白石灰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除四害，讲卫生”、“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得了疟疾病、快找卫生员”。供销社门市部和国营食堂外边的墙壁上写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公社粮管所的东院墙和南院墙上分别写着“要节约闹革命”、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沿街和临路的墙体上、院墙上经常写着不同的标语，贴着红红绿绿的纸张，标语口号的内容也日新月异。仇恨类的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跟他斗争到底”、“要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崇拜类的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工作指导类的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在墙体上写的不仅有毛主席语录、政治性标语口号，还有一些小学生拿着粉笔、砖瓦片在房屋、院墙和厕所的墙壁上胡写乱画。字体看上去笔画稚嫩、结构松散、歪歪扭扭、潦草飞扬。有的写着写着，像大雁一样斜飞了上去；有的写着写着，如飞机被高炮击中迅速耷拉下来；有的画一个大王八，中间写上某人的姓名；有的写“某某是大坏蛋”、“某某是个大花狗”；有的还在旁边配上张牙舞爪的简笔画佐证。那景象，真是千奇百怪，让人啼笑皆非。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性标语少了，阶段性、政策性、工作性的标语多了。像计划生育、夏粮入库、植树造林、集资办学、农村学校危房改造等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农村基层组织都要围绕如何完成这些工作任务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在农村道路两侧的房屋后墙上、院墙上、烟囱上以及河坡、沟坡、山坡上等显眼位置，都用白石灰写着永久性的大标语，如“发家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种”、“少生少育、优生优育，国家兴旺、家庭幸福”、“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丰收不忘共产党，踊跃交纳爱国粮”、“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这些标语口号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道理真切、实实在在，能够起到宣传教育、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刺眼、逆耳、充满语言暴力的标语，如“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小三子落地就违法”、“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扒房子、牵牲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避计划生育国法无情”、“养孩不读书，不如喂头猪”、“光缆无铜，偷盗判刑”、“家家造林、村村绿化，强迫农民致富不犯法”、“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巡逻放哨，防火防盗”等。

如今，乡村的墙壁上仍写有不少字，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等标语外，就是出租铲车、吊车、挖掘机和包桌办酒席、给猪配种、专治某种疾病等广告及联系电话。

墙体上的文字，一直踏着时代的步子朝前走，一字字地写出来，又被一字字地抹去；一句句宣传警示，又被一句句更替消失。如果墙是有记忆的话，会记住些什么呢？如果墙会开口说话，会说些什么呢？什么是正确的记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