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胶卷

王太广

老朋友见面，我从柜子里搬出几本厚厚的影集和胶片集，回忆起我对胶卷往事的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照相比较困难。到初中毕业时，为了照一张毕业像，星期天一大早就起床，赶到驻马店（镇）火车站西边的红旗照相馆。由于人太多，买了票再排号，一直等到中午十二时才轮到。我刚往凳子上一座，几盏大灯同时打开，灼热的光照在身上，头上直冒汗。摄影师傅一头钻进披有红布的相机里对我喊：“放松点，别紧张，微笑一点，看这边……”我依然神情木讷，双眼直视，呆若木鸡，双唇不知该张该合。摄影师傅看照相的人太多，就不再说话了，只见他一手捏着控制快门的气囊，“咔嚓”一声之后对我说：“好了！”随即把灯一关，让我站起。我在两星期的焦急等待中，一直想着自己的照片该是什么样子。当我把照片取出来一看，果然头发不整齐，嘴唇似张非张，表情呆板。我又反复观察胶片，感到很稀奇。凡是照片上暗的地方，胶片则亮；凡是照片上颜色浅的地方，胶片则暗。从那以后，我没事就从纸袋里掏出来认真观看胶片，反复琢磨，以探究竟，但始终没悟出个所以然。

年轻人照相容易，无非是跑跑腿而已，老年人可就难了，有许多农村老人一辈子都没照过相，我爷爷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春天，汝南县国营照相馆有两位年轻人下乡流动照相，当转到我们村时，我就借此机会让他们给爷爷照了一张像。农村的家院比较杂乱，照相的师傅说，背景不能显土坯、砖墙、墙角、树木、树荫等，我让他们到村头去，他们又嫌太远。我只好进屋找一块深蓝色的棉被单和另一位照相师傅举着，才让爷爷把像照完。他们用的是120相机拍的，加洗两张6寸照片。我参加工作后，又用这个胶片加洗成一张一尺二的，放在我家的大镜框里永久保存。

1984年8月，我调到汝南县委宣传部，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开始给我配的是一架上海产的“海鸥牌120”照相机，用的是公元牌胶卷，虽然感光度一般，但颗粒效果细腻，解像力比较高。后来又换成了“135富士卡”照相机，使用的多是“依尔福”和“柯达”牌胶卷，这两种胶卷的颗粒细、锐度高和显影速度快，曝光宽容度和影调都使用了平衡的乳剂层，与其它胶卷有较大优势。宣传部干事付维松从事了多年新闻摄影工作，他不仅给我介绍了照相机的原理、结构、性能、特征，还讲解了如何调焦距、光圈、速度，如何按快门，如何装胶卷、倒胶卷、取胶卷、冲胶卷，如何使用显影粉、定影粉。如何洗印照片、放大照片、上光板以及切割相纸等技术。暗室里的铁丝下，经常挂着我们几个冲洗过的一条条胶卷。胶卷晾干后，再把胶卷底片置于放大机上放大，而后把相纸先后放入显影液、定影液中，最后在上光板上燥干。这些程序做完，大都到次日凌晨3时了，才拖着疲倦的身子睡觉。

我第一次按快门是与付维松一起到宿鸭湖渔业生产公司采访。我们骑着自行车到了鱼苗繁殖场，看到渔业职工穿着皮衣在繁化池里捞鱼苗，准备投放到宿鸭湖水库里。付维松看到这一场面，把自行车就地一扎，脱下裤子和鞋袜，举着照相机就下水了。我被他这一举动感染了，顺势抓拍了一张，取名为《深入采访》。这幅照片很快被刊登在《新闻战线》《河南日报通讯》等有关报刊上，由此激发了我喜爱摄影和冲洗照片的热情。

那时候，拥有照相机的人很少，玩照相机挺风光，很开心，但也有不细心、出问题的情况。我整天骑着自行车外出采访，车后边的架子上放着摄影包。只要看到农贸市场、收割粮食、粮油加工、水利工地、美丽风景等场面，就停下来拿出相机拍摄。拍完一卷就倒出来，再装新胶卷。摄影包里的黑白胶卷一直保持有好几盒，是够用的。有一次我以为安上了胶卷，结果没有挂上，等相机上显示了36张后，一倒胶卷，感到很轻，打开相机一看，原来胶卷根本就没有挂上。等于白跑了一天，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感情，失去了许多美丽的瞬间，也耽误了发稿的机会，虽然领导没说什么，但是自己感到很惭愧。

后来有了彩色胶卷，每卷照完后自己不用冲洗，直接到驻马店艳芳彩色扩印中心扩印。随着照片的增多，保存胶卷也成了问题。我开始是把每个胶卷卷成一卷，而后仍放回到原塑胶盒里，上面用纸条写上拍摄的主要内容。后来，感到寻找时不方便，又专门买保存胶卷的集子。那上面是每6个胶片为一行，一页弄6行，正好装满一个胶卷的胶片。方便多了，一本装不下，我又买了几本，啥时候找基本上能看到胶片的轮廓。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手机拍摄功能的提高，拍照更方便了。拍照时自动调焦，无需胶卷。每张照片只需存储在小小的内存卡里，回头上传到电脑里就可以迅速打印、发电子邮件和永久保存了。

胶卷的真实影像、时间定格的过程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充满等待和期盼、充满奢侈与时髦、充满温馨和纯美，这就是胶卷在那个时代的特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