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务员

□ 王太广

小时候，我到大队部玩耍时，听到一阵急促的铃声，看见一位大队干部急忙走过去，抓起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头放在嘴边、一头放在耳朵旁，“哇啦哇啦”地说话。我死死盯着那个东西，一直不明白它怎么能和人对话。

我上学后，经常路过大队部，发现电话室的窗户下边烂了一块玻璃，电话正好放在烂玻璃的窗户旁。我观察了一下，顺着烂了玻璃的窗户把手伸进去就能够着电话，好像是有人专门这样安排的。我发现没有人就悄悄顺着那块烂了玻璃的窗户把手伸进去，拿起电话学着大人的样子，“咕噜咕噜”摇了几下，顿时听筒里响起“喂”的声音，把我吓得直哆嗦，扔下电话就跑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向同桌的金国强说了，他比我大两岁很调皮。当天放学后，他让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大队部，金国强拿起电话摇了几下，听到对方的声音后，不由分说就是一句脏话，然后挂掉跑了，对方莫名其妙挨了一顿臭骂，肯定气得暴跳如雷。我们躲在一旁哈哈大笑，如此三番五次，那位话务员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臭小子在戏弄人。当另一个同学又如法炮制时，电话刚打通，那位话务员就大骂不止，还没等回骂人家就把电话挂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搞恶作剧了。

我真正用电话是在1975年到水屯公社机关工作后。由于工作关系，需要经常打电话，打不通就直接到邮电所去。那时候，总机是50门的，随着社直部门和新设大队的增多，次年就增设了100门的总机，还在杨庄和崔庄两个地方分设了总机，这样便于东部和南部的几个大队接听电话更快捷。

水屯邮电所总机室里有徐新香、谢玉梅和王金花3名话务员，她们轮流值班。机房里一尘不染，她们穿着漂亮得体的邮电服，头上戴着硕大的耳机，坐在总机房，嘴里不停地“啊”，声音悦耳动听。她们不受风吹日晒，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好羡慕人。

那时的电话机很少，如果谁想打电话，只有到公社党委办、生产办、社直部门和大队部办公室。打电话时需按着听筒，握着摇把摇几下，这时邮电所的总机就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所打电话的单位号牌就会自动弹开，话务员迅速抽出一根连线把塞子插进去接听。打电话的人拿起听筒后，就会听到话务员清脆的声音：“喂，要哪里？”打电话者一般都是这样说：“您好，麻烦您给我接某某吧。”对方说：“好。”话务员会再把此电话的插头塞进所要电话单位的圆孔里，这时要电话者再接着摇电话。如果听到对方有人说话，就算接通了；如果要打长途电话，需要话务员反复给县邮电局以及所要的地方进行联系，直至打通为止。有时电话虽然打通了，但里面声音杂听不清楚，通话双方像吵架一样。

话务员不仅说话和气、态度好、有耐心，而且听声音特别准。有一次，我刚拿起电话说一声，话务员徐姨就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业务专长。话务员有快乐也有委屈，如果遇到哪位领导要电话时，怠慢一会儿就会挨骂；如果遇到喝醉酒的，会守在电话机旁不停地摇还骂人；如果遇到耳朵聋的，光打岔说不清，气得人没脾气。

话务员最怕的是开电话会议，如果上级开，不仅要与县里、地区的总机保持联系，还要与社直有关部门密切沟通。每次开电话会议之前，只听上一级的话务员不停点名，下一级的话务员听到后立即应答。如果公社召开电话会议，话务员不仅要把各大队参加会议的人员通知齐，还要逐个点名等人到齐电话会议才能开始。

监听是话务员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管是哪里的电话，只要通过总机都可以监听到。我曾听当时水屯邮电所的话务员谢玉梅讲过两个笑话：有一次，县委书记要水屯公社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通讯员刘国义接着了，对方说：“你是谁呀？”接方答：“我是国义。”对方说：“哦，老潘呀！”接方答：“我姓刘。”对方说：“啊！祖辉。”接方答：“我是刘国义。”仅对方询问名字就让话务员听了一阵好笑。更好笑的还有一次，一位公社干部从外地往公社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正巧他的儿子在办公室玩耍时接听了电话，他一听是儿子的声音高兴极了，可他儿子没听出来，一个劲地问：“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你爹。”接电话者以为对方骂自己，就说：“我是你爷。”他不得不喊儿子的名字：“我真是你爹呀！”儿子才恍然大悟。

1984年，我到汝南县委宣传部工作后，为了给上级新闻单位联系，经常打长途电话。每次打电话，话务员说话的声音很甜、很亲切，服务态度也很好。有一次，我去县邮电局采访，副局长王树志领着我到交换机房，四间房子，中间背靠背一字排开各15台总机，一边坐15人都是女同志，嘴不停地说话，手不停地拨线或插塞。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大景也拍几个特写。后来，《不见面的话务员》的特写照片分别刊发在《中国妇女报》《河南邮电报》上。

接电话的故事和话务员的趣事说不完。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程控交换机的引进和使用，逐步取代了落后的电话设备。各地庞大的话务员队伍逐步减少、改行和消失。虽然话务员这个职业消失了，但在人们的记忆里却永远无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