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 草

□ 王太广

在我们家乡有句俗语：“10年的农活10年了，10岁的孩子会割草。”当我不到10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下地。大人锄地，我们捡草，捡回家后喂猪、喂羊。

我们小孩子也有结伴下地的时候，总是拿着剜铲，边走边唱革命歌曲，蹦蹦跳跳地去沟边、河沿边或田间地头给猪剜草。发现猪爱吃的苜蓿、马齿苋、灰灰菜、野苋菜时，就蹲下来，一手拿铲，一手抓草，剜下来就放进篮子里。待鲜嫩的猪草盛满竹篮子后，才高高兴兴地吹着口哨、哼着小曲回家。

那时候，社员们都是靠工分吃饭，谁家的劳动力多、劳动力棒，挣的工分就多，分的粮食也就多。我10岁以后就开始在生产队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多挣点儿工分。割草就是其中的一项。

我们家乡的河坡里、路沟里、田埂上、地边上、坟堆上……到处都有草。每到春天，几场春雨一下，春风一吹，各种草就从土里钻了出来使劲儿地疯长，青翠欲滴地铺满空地，长郊草色绿天涯。但由于割草的人太多，往往在草还处于嫩龄期就被割掉了，好在草生命力极强，很快又长起来了，葳蕤茂盛，使我们总有割不完的草。

我上初中之后，每到星期天或暑假的早上，总是被父母早早地叫醒，睁着惺忪的睡眼，拿着磨好的铁铲和镰刀，挎着白蜡条筐子，走出村庄，寻觅草地。

我们常割的草有：秧子草、稗子草、狗尾巴草、苜蓿、茅草、葛巴草、扁豆秧、色拉秧等。秧子草多生长在高梁地、芝麻地、玉米地、豆地里。每次锄地不久遇上雨水，新的秧子草就从大地的母腹里钻出来，挤眉弄眼，摇头晃脑，肆无忌惮地往上长，柔嫩滴翠，有的地方，秧子拖的长长的。茅草主要生长在田埂上、路边、沟沿、河坡上。葛巴草在路边随处可见，长得密密匝匝。葛巴草需要在下过雨后用铲子铲掉，发出“嚓嚓” 单调而清脆的声音，随着这声音，一把又一把葛巴草被我放进筐子里。狗尾草和稗子草也很多，长得旺盛而密集，几镰下去就是一大把。

割草如同打仗，出发时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到了目的地就各自为战。谁都不希望搭帮，找不见人是常有的事，你在这里喊，他明明听见也不会答应的，你找到他的时候，或许他已经割几大筐草了。凡是搭帮的等于为别人打扫战场，钻进高梁地、芝麻地、玉米地里，真正上手的还是用手薅得快。把镰刀放在一边，蹲在地上围，两只手一起薅，一抓一大把，一会儿一小堆，快得跟抢似的，一不小心就会被缠绕在草丛中的蒺藜刺破手脚，高梁叶、玉米叶子也会在脖子上、脸蛋上、肩膀上、手臂上划过一道道血印，血印随着汗液的浸入，疼痛难忍。有时镰刀碰上石块不听使唤，稍不留神就会伤着手、腿、脚，轻者划破一层皮，重者割出很深很长的口子，鲜血直流。遇到这种情况，就薅几株七七芽揉搓揉搓，挤点汁水，把七七芽按在伤口上，用手按一会儿，止血非常有效，不几天伤口就好了。

与我搭帮最多的是比我大几岁的金全叔，他割草手头利索，外号“黄鳝”。遇到草多的时候，他一会儿就割一小堆，比我割得快、割得多。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都开始装筐。装筐时不仅要把草装得瓷实，还要把草沿着筐子边装到筐系子里，甚至吞没了筐系子。筐子被塞得像个大刺猬，然后用镰刀把子挂着筐系子上的绳子，让金全叔从我身后边抽着筐子底帮我递到肩上。而他背时很有经验，身子一缩、屁股一拱，连人带草筐子都起来了。如果旁边有田埂、沟沿的话，他就蹲在低处，身子倾斜下去，紧贴着土埂或沟沿，借助它的高度，背起草筐子就回家。在暮霭之中，我俩背着沉重的草筐，弯着脊背，忍着疼痛，趔趄而行。往往因草筐太重，压得我们歪斜着身子，肩膀上、胳膊上呈现一道道紫痕。由于天色已晚，我们佝偻着身子，眼睛基本看不清远方，唯一看清的是脚前边凹凸不平的小路或车辙沟。

我们终于走到牲口屋门前，别人帮我们接下草筐子，我体会到了如释重负的快感。稍作歇息后，便让会计到自己的草筐子旁过秤。那时，我们生产队的青草是每10斤一分。会计过完秤，我才把一筐子草在草堆上倒净，然后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

我们生产队的大小牲口有几十头，除了保证牲口吃鲜青草以外，还要晒很多干草供牲口冬季食用。割草的人很多，村庄周围的青草刚发出嫩芽，就被人割了。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就到较远的地方去割草。在生产队的组织下，我们乘坐马车到驻马店南边的解放军159医院（当时我们称为“南大院”）割草。那里果然草嫩、草密、草深，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不到半天就割了一大马车。之后，我们在宿鸭湖西岸驻扎下来，边割边晒，为生产队割了很多草，受到了生产队队长的表扬。

现在我回到故乡，看到路边、沟旁随风摇曳的青草甚感亲切，遗憾的是无人理睬。因为隆隆的机器让耕牛淡出了旷野，多数家庭也不再用草喂猪、喂羊了，庄稼地里的杂草用除草剂一喷便枯死了，遍地的青草任凭大自然发落。但是，当年割草的情景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