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旋

□王太广

我每次观看谍战电视剧《暗算》《暗哨》《潜伏》等描写中共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的情节时都非常紧张，也很激动。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在1976年春天所经历的一些往事。

1975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地不同派性之间的斗争相当尖锐、复杂。1976年3月下旬，时任汝南县委第一书记的谢彦章被另一派闹腾得办公无处，政令受阻，人身安全无保障，连他坐的吉普车也没有了。3月26日那天，几个造反派把他从家里揪出来后，胸前挂着小黑板，上面写着：打倒谢彦章。刚从县委大门口出来，走到县水利局门前时，被谢彦章的儿子谢力等人发现，强行从造反派人员的手中把他抢走了。

既然在县里呆不住了，谢彦章只好选择到农村去。去哪里？谢彦章颇费了一番脑筋。思前想后，决定到他所联系的点——水屯公社。原因是无论是公社书记，还是副书记，都是他亲手提拔的，尤其是陈楼、石庄、水屯（均是向国家交售百万斤爱国粮的大队）几位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农民干部培养试点被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更增加了人员的可靠性。

当天夜里，谢彦章从汝南县城悄悄来到水屯公社陈楼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家里。到那以后，他感到不对劲，不仅没有往日的热情，而且有被监视的感觉，随后又到贾万禄家，虽然也是刚从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提拔，贾万禄一见县委书记光临寒舍激动无比。很快向公社党委书记吴靖南报告。他们几位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交换了对时局、人员和某些问题的看法。当薛明发（原水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得知谢彦章穿的皮鞋把脚磨成泡的消息后，就立即通知在水屯邮电所工作的话务员谢玉梅（谢彦章的侄女），到汝南县城谢彦章家去拿布鞋。谢玉梅为防止县委大门口的人搜查，把两只布鞋塞进腰间才顺利走出去。谢彦章穿上自己舒适的布鞋后，又决定到刘付汉大队去。贾万禄心想，从石庄到刘付汉有十几里的路程，怎能让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步行呢？于是决定把石庄大队的“洛阳—40型”拖拉机头调来让谢书记坐，谢彦章见此大为恼火，本来还怕保不住密呢，怎能这么声张！他气得步行而去。在刘付汉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振功家住了一天后，又到时任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学敏的家……

县委书记失踪了，水屯公社的书记不见了。县、公社两级的造反派可谓气急败坏、气势汹汹，到处搜寻、跟踪。27日上午，一辆从汝南县城开出的大客车，车顶上安有四个高音喇叭，车头、车身贴有宣传标语，沿着驻新公路向驻马店方向行驶。边走边播放谢彦章的若干条罪状等内容。当宣传车行驶到石庄大队部门前时，宣传车停下来反复广播，而且有“石庄大队不是百万斤大队，是谢彦章培养的虚报浮夸典型………”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学敏和在此驻队的公社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永金一商量，当即把宣传车拦截到石庄大队部院内。石庄大队干部群众的理由是：中央文件规定不准出动宣传车，拦截是为了捍卫中央的指示精神。宣传车上的人被困在那里，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通过大队部的电话向地区和县有关领导报告。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派副主任兼地区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刘培成，汝南县委派县委书记朱新志前去协调，结果双方僵持了两天仍未解决好。

当时，我在水屯公社机关当通讯员。公社主要领导不在机关，社直部门的人员也相继在公社院内乱窜。因我是从水屯高中推荐到公社工作的，学校的领导、老师不停地找我打探公社领导的思想动向和去向。我很为难，虽然才十几岁，但我知道自己的职责，很巧妙地进行周旋。就在谢彦章到水屯的第四天下午，公社大门口东墙贴了一张海报，大致内容是：为了进一步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水屯高中定于4月5日下午在公社大礼堂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参加人员有公社党委委员、公社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社直部门全体干部职工。

在公社机关坚守岗位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郭绍宽得到消息后，命令我把这个消息立即向吴靖南书记报告，并让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周云湘给我一把三八式手枪和20多发子弹。那几天，不光领导的行动受限制，出入有人监视、跟踪，就在公社院里也是人员不断。夜晚的墙角、路灯的背光处都有人监视，包括我出门也有人跟踪。我为了甩掉尾巴，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本来向东去，偏偏往西行。因为我家住在水屯西边，我回到家是给父母说上一会儿话后，就顺着庄前的羊肠小道，骑着自行车到孟庄大队再向东到石庄大队的王庄。目的是到王学敏家向领导汇报情况。可是到了王学敏家，他爱人告诉我，谢书记、吴书记已经到田庄大队刘楼高海龙（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家去了。

要去田庄大队必须沿驻新公路行驶。我上了驻新公路后，发现不时有汽车驶过。因为水屯供销社的一辆郑州 “130汽车”（“75·8”洪水后上级调拨车）一直在路上找人。我想，车灯一照，我在明处，他们看到我就等于暴露了目标。于是，不管是同向的还是逆向的汽车，在距我较近时，我就从自行车上下来往公路沟里去，把自行车斜着放，身子俯下来，待汽车从我身旁过去后，再扶起自行车继续前行。不知从我身边经过了多少辆汽车，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刘楼又过三道岗哨，终于在11点钟到了高海龙的家。

我走到他家门口时，屋里没亮灯，出来一位老太太问我是谁。待我回答后，屋里才点亮煤油灯，谢彦章、吴靖南、高海龙等人见到我，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问这问那。当我把水屯高中贴海报一事向他们汇报后，谢彦章一拍桌子说：“这完全是篡党夺权行为，坚决不能让他们开……”正说着，门前出现一道刺眼的光亮，大家赶快把灯吹灭，各自找个地方躲起来。很快，一辆小车停在门前。还是那位老太太上前问：“谁呀？”对方说：“我，老郭，郭绍宽！”大家一听，又兴奋起来，赶快把灯点亮。这时，郭绍宽身后的一位大个子男人（县委小车班的司机胡振然），见到谢彦章握住他的手哭起来：“谢书记，想死您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出来啊！”谢彦章劝他说：“小胡，走，到确山去！”因为谢彦章来到汝南工作之前，曾是确山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与当地驻军关系特别好。说罢，他们上车就走了。待谢彦章走后，郭绍宽向我们讲述了他如何与造反派进行周旋，如何把这辆车弄出来的过程。

县委第一书记谢彦章去向不明，所坐的专车被人控制，作为县委书记，又是与谢彦章书记助手的朱新志，心里十分着急，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谢彦章。30日下午，正在石庄大队处理宣传车一事的朱新志与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学敏密谋了一个“调车计划”。这天夜晚，当朱新志与宣传车上的造反派们在石庄大队会议室正激烈辩论时，石庄大队的一位干部推门进去说：“各位领导打扰一下，有一个老贫农现在得了急病，需要到驻马店大医院治疗，想让朱书记的小车送一下咋样？”朱新志环顾一下身边的造反派说：“咱天天说为人民服务，遇到贫下中农有困难了也应该帮一下，是吧！”在座的人个个点头称是。

室外，在吉普车旁边等候多时的县委小车班司机胡振然一看从会议室里出来人，安排让他去送老贫农看病，心中暗喜。这时，一位头上顶着棉袄的老农，被一个人搀扶着，“哼哼”着慢慢上了吉普车。随后从会议室里出来的造反派们眼睁睁地目送吉普车开出大门，上了驻新公路后向西驶去，却不知道是对方周旋的计谋。当吉普车向西行驶1公里后，到了小乔庄路口时，吉普车戛然而止。原来是公社党委副书记郭绍宽早在路边等候。车上的人下来，郭绍宽上车。待吉普车向西行几百米后迅速调头，直达田庄大队刘楼生产队接谢彦章。

再说谢彦章坐上吉普车后从刘大桥沿大坝向南，经过长时间的行程，终于到达确山县驻军部队。他很快与地委书记苏华通了电话，地委已了解当时汝南县的派性斗争，两个人都是同病相怜，自身难保。到了10月初，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拔乱反正，各地的各项工作都趋于正常走上正规。

此事虽然已过30多年，但因政治斗争、派性斗争引发的事情，相互之间进行周旋和斗智斗勇的情节使我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但愿党内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不再出现这种费神、耗力、危害社会进步，影响安定团结，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