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之子到国家副主席

12月8日是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逝世30周年。

“乌兰夫”的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1947年，中国大地正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而祖国北方诞生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党和国家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献上了一份厚礼。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乌兰夫，周恩来总理多次评价内蒙古是“模范自治区”。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职务，后到中央领导民族统战工作，曾经连任三届副总理，历时21年。1983年6月18日，乌兰夫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7岁了。

?1987年8月，乌兰夫身穿蒙古袍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

在北京蒙藏学校结识李大钊

30岁以前，乌兰夫并不叫“乌兰夫”。

1906年，他出生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云二明亮是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祖父云根元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他是在迎春之际出生的，祖父就给他起名“庆春”，上学前，又给他取学名“云泽”。

1923年，云泽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这时，他有了个蒙语名字——乌云达赖。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并在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按李大钊的指示创办了刊物《蒙古农民》。刊物只办了四期，在他离校时就停办了。

1925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云泽的俄文名是拉舍维奇。他的同桌叫尼古拉，说一口他听不懂的江浙话。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全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集会。云泽是第四个跑上台发言的，没有准备，也没有发言稿。尼古拉也登台讲话，情绪之愤慨、言辞之犀利，超过了任何人，并声明要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直到这时，云泽才知道，尼古拉就是蒋经国。

1928年，云泽从中山大学毕业，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学翻译，第二年6月奉命秘密回国，带回了一本俄文版《资本论》。

领导内蒙古最大的抗日队伍

回国后，云泽以“云时雨”的名字在绥远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不久接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一职。

1933年，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办署理盟长德王发出“高度自治”通电，日本驻天津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与之会晤，有意扶持其在蒙疆建立“满洲国”式的“大蒙古帝国”。云泽参与领导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击了日军利用蒙古族上层西进的计划。

1938年4月底，云泽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速去延安报告工作，接受新的任务。他以前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接到电报后立即骑着毛驴前往延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云泽积极做工作，将以百灵庙暴动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蒙旗独立旅扩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他担任政治部代主任。这支部队被称为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被中共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在反共高潮中，根据中央指示，1941年，云泽等身份暴露、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员回到延安。回到延安后，“云时雨”化名“乌兰夫”，意为“红色之子”。

1947年4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云泽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成为内蒙古的地方最高领导人。

困难时期内蒙古接收3000多名孤儿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乌兰夫”这个名字已经正式见于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名单之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云泽”，作为过渡。

1958年5月，王树盛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担任秘书。他来到内蒙古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就开始了。全国各地刮起了浮夸风，不少地方开始放“高产卫星”。乌兰夫说：“他们有卫星让他们放去吧，咱们没有卫星，就老老实实地不要放。”

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内蒙古一直慢半拍。自治区党委先是提出牧区暂时不办人民公社，后来挡不住，就提出仍然实行生产队所有制，入股牲畜仍然按比例分配，不办集体食堂等。

3年困难时期，乌兰夫得知在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和专家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就以“参观访问”的名义，先后将叶圣陶、曹禺、老舍等几十名知名学者请到内蒙古来。

当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不少孤儿院里的孤儿严重营养不良。一次开会，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遇到了乌兰夫，问他能不能给孩子们搞点奶粉。那时内蒙古很多乳品厂也停产了。乌兰夫就说，调奶粉只能解决一时困难，最好是把孩子们接到内蒙古交给牧民抚养。

1960年至1964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收3000多名孤儿。

人生中最困难的50多天

1963年5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三次华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参加会议。

直到9月，乌兰夫才下决心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卓资县搞“四清运动”试点，但依然要求从实际出发，“慎重稳进”。

1965年，内蒙古遭遇旱灾。8月2日，乌兰夫发出指示，决定重灾区暂停“四清运动”，并把“四清”工作队改为抗灾工作队，同时派出一大批干部下乡参加抗旱救灾。

1966年5月1日晚，乌兰夫被召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同政治局扩大会议交错进行。乌兰夫在会上遭到批判。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王树盛陪同乌兰夫参加了华北局会议，并奉命住进了他的家中。在王树盛看来，这50多天里，是乌兰夫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每天白天，他陪乌兰夫在前门饭店听“揭发”、接受批判，晚上回家帮他写检查。

8月16日，乌兰夫被撤销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等一切职务。他成为“文革”期间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省级党委第一书记之一，也是定性很严重的一个，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顶政治帽子。

乌兰夫被监护起来。此后，他再也没回到内蒙古工作。

77岁时当选国家副主席

1979年，中央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平反。1980年前后，乌兰夫一家搬进了后圆恩寺胡同6号院。

乌兰夫的邻居是习仲勋。两家一墙之隔，两个院子由一道月亮门互通，时有走动。习仲勋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托人给他送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则会送黄油等内蒙古土特产给习仲勋。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名李先念、廖承志分别作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然而，在正式选举前8天的6月10日，廖承志突发心脏病逝世。

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乌兰夫作为替补候选人。6月18日，乌兰夫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唯一少数民族出身的国家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7岁了。

当时，习仲勋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两位老友在民族和统战事务中密切合作。习仲勋后来在回忆与乌兰夫的交往时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1986年12月23日，乌兰夫80大寿，习仲勋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他祝寿。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中央决定派出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由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为副团长。这是乌兰夫最后一次回内蒙古。

乌兰夫和习仲勋配合非常默契。乌兰夫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内蒙古群众中的声望，经常在有外出活动时找借口不与习仲勋一同前往，以便让习仲勋成为群众注意的焦点，自己换个时间再去一次。习仲勋每次出去，都会说一句：“我代表乌兰夫同志来看望大家了！”

习仲勋“最亲密的战友”

晚年的乌兰夫最关心两件事：家乡和回忆录。

他始终记得，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曾在病中对他感叹：“我的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你可要抓紧时间把回忆录写出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党史在民族工作方面就会缺一块。”

1986年，时任中国档案出版社社长的王树盛接过乌兰夫口述录音的整理稿，开始编撰乌兰夫回忆录。他每天都要去见乌兰夫，给他念稿子。王树盛曾几次听乌兰夫叙述生平。第一次是1965年，为了两年后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乌兰夫专门请来一批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回顾自己早期革命活动，总结创建内蒙古的经验。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帮乌兰夫写检查。第三次，就是在回忆录筹备期间。

1988年底，乌兰夫住进医院，准备做前列腺手术。12月6日，王树盛去成都开会前到医院看他。两人商定，等王树盛出差回来，再念新一章节的定稿。乌兰夫说：“我要出院了，你回来了咱们在家里见。”没想到，王树盛到成都的第二天，突然从四川省委办公厅得到消息，乌兰夫去世了。

也是在乌兰夫去世的前几天，习仲勋要去广东考察工作，行前到医院看望乌兰夫。他见乌兰夫精神很好，劝他安心治疗，等健康完全恢复再出院工作。乌兰夫也要习仲勋多保重。没想到，这竟成永诀。

乌兰夫病逝一周年时，王树盛找到习仲勋，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习仲勋同意了。文章由王树盛起草，写完后，在统战部讨论。

王树盛念到“乌兰夫同志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时，习仲勋喊了停：“加个‘最’字，是‘最亲密的战友’。”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