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声声

魁梧

住在农村老家的母亲每次接到我们新买的衣服，总要不厌其烦地改造一番。面对我们的嗔怪，母亲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穿着才踏实。

母亲挑剔的并非衣服的价格，而是做工和款式。也难怪，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何况母亲为别人量体裁衣20多年，哪怕一丁点儿瑕疵都难逃她的火眼金睛。

上世纪70年代末，母亲在100公里外学会了裁剪缝纫技术，然后省吃俭用购买了全村第一台缝纫机（蝴蝶牌的），这个“大件”立即引来村里人的围观和赞叹。以前村里人想穿一件新衣服，不是请老人千针万线手工缝制，就是带上布料走20里山路到镇上找裁缝铺里的师傅做，路远不说，而且还要等好几天跑好几趟。成为“裁缝”的母亲，让村里人少了奔波之苦。从那以后，母亲白天忙农活儿，晚上飞针走线。借着煤油灯的一丝亮光，母亲端坐在缝纫机前，左手将布抻平往机针前推，右手向前拽，双脚不停地踩着踏板，在“哒、哒、哒……”的急促节奏里，一件件衣服制作完工。

那时布料紧缺，扯布做衣服还得精打细算。每次村民送来布料，母亲总是一遍遍测量穿衣者的身体各部位，像求证一道数学题的最佳解法。一番思忖后，母亲先是在布料上勾画出小样，然后裁剪成块，接着像拼图一样精细缝纫。心灵手巧的母亲还因人而异制作出各种花样，比如，在学生的上衣设计挂笔的荷包，在女孩的衣领上镶嵌花色配饰。村民试衣满意后，母亲将衣服连同剩下的布料，哪怕是边角料也要装在一起交给客人，最后才收取几元钱的手工费。看着母亲挣钱了，我和弟弟不再沉默，天天嚷着买糖吃，可母亲却不理不睬。原来，母亲收到的钱并不多，大多都赊欠着。在母亲的记忆里，有的家庭欠账20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母亲从未上门催要。母亲常说，乡里乡亲，大家都不容易。

雨天是老天给村民的休息时间，但却是母亲忙碌的时候。从早到晚，做衣服的、取衣服的、看热闹的，一拨儿接着一拨儿。母亲一边忙碌，一边与村民唠嗑，“哒哒”的缝纫声串起阵阵欢笑，家里像赶集一样热闹。年关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从腊月开始母亲便进入加班模式。一摞摞堆积如山的布料，母亲要在年前赶制出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强忍着手上的冻疮疼痛和双脚的肿胀，母亲终于在除夕那天赶制完工。到了晚上，母亲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为我们做新衣服。我们的新衣成为母亲每年的收官之作。

母亲靠缝纫供我们兄弟俩读书，我们也成为村里不欠学校学费的家庭之一。身怀一技之长的母亲让村里的女孩羡慕不已，纷纷上门学艺。心地善良的母亲手把手地教，相继带出一批优秀学徒。短则半年、长则两年，来来去去的女学徒陪着母亲一天天变老。待到学徒们出嫁时，母亲拿出压箱底的手艺为她们缝制嫁衣，让学徒们漂漂亮亮出嫁。恍惚几年间，学徒们不仅穿上自己设计的嫁衣，而且还带着缝纫机陪嫁。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农村女孩子也能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做一些心灵手巧的手工活儿。

日子在忙碌中滑过。时间一晃到了90年代，不甘闭塞的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亲人们的担心在春节前放下，盼回来的不仅是一叠钞票，还有各式各样的服装。母亲一遍遍翻看那些外购衣服的做工和款式。尽管母亲觉得做工有些粗糙，可孩子们却高兴得爱不释手，穿上就舍不得脱下。母亲怔怔地站在一边，不知说啥好。

随后几年，母亲的学徒也青春远征，每年回家都带给母亲一件新款衣服。母亲既高兴又莫名伤感，眼看上门做衣服的村民越来越少，自己快要失业了。学徒们看出了母亲的心思，便建议她专做村民冬天适用的棉袄。做棉袄费工费时，尤其是做工要求更高。母亲精心设计款式，精选布料和棉花，下足绣花功夫缝制的棉袄受到村民的追捧。

90年代中期，一条条公路叩开了山门。摩托车开进农家院舍，镇上的百货商铺鳞次栉比，各式服装琳琅满目。从那以后，除了为几位老顾客订做棉衣外，母亲平常很少接活儿。到了2001年，我们都已成家立业，腿疼腰弯的母亲彻底放下了缝纫活儿。

母亲的缝纫情结一直未变。我们接母亲进城小住的日子里，她每天都要到制衣店里转悠，然后订做一套自己设计的衣服。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很少购买成品衣服，那是母亲对自己职业的坚守。

如今，母亲的缝纫机静静躺在老家的角落里，虽然锈迹斑斑，母亲却一直视作宝贝，每天雷打不动地擦拭一遍，然后用布盖着。它承载着母亲的芳华岁月，记录着我们家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