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赴港构筑“桥头堡”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和王光英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交谈。

1998年6月29日，王光英和王光美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一起观看纪念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美术作品集。

 1984年初，王光英初到光大时在一艘游艇上合影。前排左一为孔丹，左二为王光英，左三为李嘉诚，左五为李昭。

10月29日，孔丹和刘源见面交谈，刘源告诉他：“我舅舅这两天病危了。”当晚，消息发布：王光英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孔丹给王光英女儿发去唁电：世纪老人献身国家民族，居功至伟，永享英名。陈毅之子陈昊苏赋诗《悼王光英老》：百岁人生国士才，英豪光大耀天台。民间合作存遗爱，无限青春继志来。正在上海的万里长子万伯翱给刘源发去唁电：国舅爷（圈中晚辈对王光英的习惯性称呼）永远活在我们万家心中。刘源很快回复：谢谢大哥，我一定转告他们。

在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王光英在百年人生中，尤其是晚年，以不同的身份诠释了一位党外人士炽热的爱国情怀。

“王旋风”

1980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会散场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并排站在东门的台阶上等车。

香港和外国记者立刻围了上去。王光英说：“这是我们兄妹出狱后第一次一起亮相。”

1981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参加该会周年庆典，顺道访问香港。时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的王光英是团员之一。回京后，他起草了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分送胡启立、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机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请正在天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转陈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写报告只是为了反映情况，提出见解，并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王光英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在北京宣告成立后，王光英率公司一批高级职员南下香港。他强调，光大到香港是来做生意，不是抢生意的。光大的宗旨主要是为内地建设服务，以“买”为主。

从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布开业只有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称为“王旋风”。

曾先后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的孔丹说，荣毅仁的中信和王光英的光大都是直属国务院的公司，由中央正式发文明确按部级机构设立，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光大的印章上是一个五角星。从发展思路上，荣毅仁很早就把很多部委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起用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发展的中坚力量；王光英不同，他把总部设在香港，大胆起用年轻人。

由于共处同一历史时期，王光英执掌的光大和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座“桥头堡”。

红色“表叔”

中外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在提到王光英时，爱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的称谓。东南亚有些华人猜测，王光英对于中共可能就像“比亲眷还要亲”的“表叔”。

一位《大公报》记者曾总结，王光英作为一位企业家，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天津办化学厂，可称为实习阶段或准备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天津工作，可称为成熟或渐入佳境阶段；创建光大后，可称为做出多方面贡献的阶段。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王老板

在香港六七年，王光英大部分时间都在会客，不论什么样的客人都见，来者不拒。他的口头禅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财路”。

他认为，生意是谈出来的。从他在香港远东金融中心大厦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湾。他要求设法把碧蓝的海水波光反映到窗内来，使客人乐意坐在这里同他多谈一阵。

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有时上午10时在香港开会，下午2时已在北京或上海。据光大董事长来客登记簿记录：从1983年5月到1984年10月，近18个月中，王光英在香港会见的客人达6400名。

王光英有先天性食管反流的疾病，应酬对他来说很痛苦。每次赴宴，他都得到洗手间把吃下去的食物呕吐出来。睡觉要垫好几个枕头，半坐半躺，否则会反胃。

王光英的国事活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事活动。1984年8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王光英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夫人南希的左边。

1989年底，王光英被调回北京。离任前，光大公司举行酒会，盛况超过了1983年公司的开业酒会，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大都到了。王光英在祝酒辞中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像一场接力赛跑，一棒一棒地传下去。现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长来接跑。第二棒，其任务应该更重了。”

1983年至1989年，王光英带领光大累计为内地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当时缺资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环境下，王光英利用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各类实业项目39个，总投资额1.5亿美元和1亿元人民币，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工业大夫”

王光英回京后，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内地开始有一些传言，有人公开对光大的职工说：“光大公司过去是资本家的，现在是共产党的了。”

王光英对一位中央领导人说：“我调离光大时，国家审计局曾专程去香港审计光大的资财，证明没有问题。我是光大的法人代表，对国家负全责，如果我屁股不干净，还敢回来吗？”

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香港多家媒体记者来采访王光英。他说，前几天看到香港报纸上有篇文章《别矣，国舅爷》，说他可能是因与某原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才调回来的，实际不是。

1993年，王光英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许多记者又称他为“工业大夫”。

王光英常自称“末代资本家”。他说，平生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另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曾被质疑，光大名声不小，赚的钱不多。一次去天津参加市工商联成立45周年纪念会，他对一批天津工商界老朋友说：“我这个人是上战场不发抖，下战场再吹牛的。”他说，自己在光大大概赚了两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2亿元。“这也就是说，我替每个中国人赚了一元钱。中国很大，两亿美元微不足道，但事实俱在，我为什么不讲明真相！”

“洋派”

王光英住在北京演乐胡同33号，院子很小，形不成四合院，停车也不便。寓所里挂过两幅立轴，一幅出自书法家启功：“昆明池水瓮山阿，春花秋月阅几多。今日午晴知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另一幅出自前国防部部长张爱萍：“清风两袖，为国争气。”

王光英称自己是“洋派”，爱洋不爱土，爱动不爱静。他喜欢听西洋音乐。每天清晨听完新闻和报纸摘要，常常听帕瓦罗蒂或多明戈的录音。儿女们送给他的礼物，他最珍爱的也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的录音磁带。

王光英曾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如愿。30多年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几乎与当年刘少奇的回答一样，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问：“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不能。”胡耀邦摇摇头。

在悼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王光英同志。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宋春丹/文）